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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之都启航两会代表、委员“破题”

数据资产价值要明确家庭光纤布局要有新标别制造“科技弃民”别让年轻人离开

  

IT时报记者潘少颖李玉洋郝俊慧
  1月27日下午,2021年上海两会闭幕。
  未来5年的上海将如何发展?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必答题。5天的会期内,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人大代表、政协会员,围绕这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035年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上海,为自己的未来15年定好近期和远期目标,如今启航之年,如何“破题”?
  数字城市的生产要素——数据将如何治理和重塑?如何打造一个坚实的数字底座、高质量网络,为转型升级奠定新基建?弱势群体怎样跟上时代的节奏,信息鸿沟如何被慢慢填平而不是被拉大?老年人、年轻人,又将如何在巨变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1年,上海需要先回答这些问题。
  《IT时报》找到六位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听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未来的建议。
上海应尽快出台《数字经济保护条例》上海市政协委员史得(化名)
  数据作为资产,缺少资产属性的细则。需要针对政府、企业、个人给出数据资产明确的定义,申明数据是可被纳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数据可以作为无形资产计入会计目录,有清晰的资产价值。通过建构完善的法律框架,确定数据的归属,明确数据带来收益的分配机制。保护个人、企业、国家的数据资产安全,打造数据产业的基础。
  因此,上海应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发展保护条例》,以实现有的放矢地针对该领域个人数据及数据权利的有效保护。上海应争取率先进行数据要素化市场试点上海市人大代表季昕华(优刻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建议积极向国家申请争取数据要素市场化示范试点,通过构建数据驱动、数据有序流动的数字底座,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治理力和生产力。一是逐步建立完善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放共享;二是从法律、技术等维度率先开展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收益权等数据确权相关研究,探索数据治理体系;三是依托临港新片区继续研究、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把上海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数字战略链接。
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对上海未来至关重要
  1月4日晚,“上海发布”公布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城市数字化转型意见》),明确2035年上海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信息化水平一直在国内遥遥领先的上海,为何在“十四五”启程之年,将远景目标定为数字之都,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数字化生活之外,城市将如何数字化升级转型?“城市数字化转型,应该是让城市的整个生命体征数字化,同时打造智能交互的中枢,可以让政府、企业、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面数据交互流通的枢纽。”1月6日,“普陀区城市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研讨会”上,《城市数字化转型意见》起草者之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陈斐斐(市数字转型办工作专班)如是解读。
  这将是一个打造城市数字底座的过程。当城市的呼吸、心跳、脉动被数字化,并在虚拟空间重新建构一座“孪生”城市时,城市的治理、经济和生活的转型与重塑,才变得有现实可行性。
  但随之而来的,是汹涌而来的数据巨浪。
购物、刷剧产生的数据属于谁?
  在上海发布这条10万+文章下方,点赞第一的评论是,“隐私保护怎么配套,希望政府能一并出台意见。”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是透明的。《IT时报》近几年来持续关注隐私安全,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生活逐渐向线上迁徙,你越来越没有“秘密”:刚和朋友说了想吃日本料理,转头外卖软件便为你推荐门店;你在电商平台上买过奢侈品,推送的同类商品就比同事贵;“人脸”谁都想要,厕所拿张厕纸都得刷个脸……
  当数据和土地、人力、资本、技术一样被列为生产要素,当大数据被称为“钻石矿”,谁是“矿”的主人?谁是“矿”的保护者,是一个在“挖矿”前应该厘清的话题。
  两会期间,史得提出的“数据经济七问”引发热议:数据资产属性如何明确?数据生产的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公开信息和隐私数据的收集如何平衡?政府对于数据采集、流通、使用的边界在哪里?数据能进行跨境流通吗?传统企业数据化后的安全性谁来保障?上海能否在数据法律保护上先行先试?
  每个问题都“敲打”在数字化进程的痛点、节点上。“数据是一种资产已被广泛认同,但数据资产在会计学上的定义没有明确”。尽管大数据交易所早在几年前便已出现,但本报记者不久前曾报道,“如何对数据定价”始终没有形成标准,史得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是确认数据的要素性,数据是可被纳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可以作为无形资产计入会计目录,有清晰的资产价值。
  有了价值衡量,便可以进行价值的确权和分配。多年前,李彦宏一句“人们愿意为了便利、安全或者效率放弃隐私”引发轩然大波,彼时最大争议在于,用户“非愿意”而是不得不。今天,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作为数据的生产者,用户应该拥有数据的部分价值,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让渡某些权利,以共享数据变现的红利。
亟须打破的数据垄断
  然而,如果数据红利要“还利于民”,数据垄断便必须被打破。如今,人们的隐私“被侵犯感”,大多来自超级互联网平台。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大数据产业是人类最大的资产,但这笔资产被垄断在少数企业中,“对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远未达到理想水平。”史得表示。
  愈演愈烈的,还有超级平台之间的“脱钩”。超级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采集的用户数据,有范围广、频度高、周期长等特点,具有高价值,使用却受资源割裂影响难以发挥。史得认为,应该立法为数据开放建立法律保障。
  另一个有待挖掘的数据“钻石矿”是政府。另一位上海市人大代表,优刻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季昕华则提出,应逐步建立完善城市数据资源体系,试点政府数据与互联网企业数据的互通,最大限度激发数据的使用价值,“上海应该成为国内数据要素市场化示范试点”。
  只是,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具有天然对立性,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制衡在于如何在有效与过度之间博弈。史得认为,政府自身对于使用法人的商业秘密信息以及公民的隐私数据,也要有明确的行为边界。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史得和季昕华都认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会面对新旧经济融合、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的法律地位等诸多问题,上海应该对数据开放、数据产权、数据交易、数据流动、数据保护等具体环节给出法律规则。“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应尽快出台《上海数字经济发展保护条例》,”提案中,史得如是写道。需重点关注家庭信息化地方标准的优化上海市政协委员马益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总经理)
  据统计,每个家庭平均有5.7个终端上网,另外,还有一些长尾智能产品,如:智能音箱、摄像头、智能灯座、联网饮水机等物联网应用。然而,不合理的家庭组网方式以及老旧的家庭网络布线明显地降低了家庭信息网络的速率,成为影响用户家庭网络质量和服务感知的瓶颈。不少家庭网络出现了“千兆入户易,百兆入房难”的现象。如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通信配套工程技术规范》等地方性标准规范并未对家庭信息箱及家庭网关的布放位置做出明确指导,此外,许多家庭内部网络的组网布线较早,网线性能受规格及线路老化已不足以稳定支持千兆及更高速率的传输。
  建议相关部门将FTTR/FTTD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布线要求以及WiFi-X等终端路由产品的技术标准纳入住宅通信配套工程的技术标准中,从政策层面支持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广,使家庭网络更好地为家庭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家庭应用部署服务。
除了城市,家庭一样要“三千兆”
  最近,马益民走访了几家新交付和在建楼盘,发现大部分住宅的家庭信息箱仍然置于家庭的入户进口处,而非置于家庭中心点位的客厅。放置于客厅的和放置于信息箱内的无线路由器两者的传输速率大概相差一倍,严重影响了用户的上网感知。
  家庭数字化网络的品质和服务感知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益民看来,家庭信息网络带宽速率和覆盖范围不理想,关键原因在于标准滞后,因此要高度重视家庭信息化地方标准的更新和优化。“家庭信息箱位置不合理,会造成有信号死角;前期信息点布局不足,也会影响各种网络设备的安装。”上海电信一位装维人员告诉《IT时报》记者,这是他经常在用户家碰到的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后期补救,但有的就很棘手,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方案。
  另外一种情况是,装修时随意改动信息箱位置,施工也不到位,甚至造成光纤及任何缆线无法入户。
  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于家庭信息化的施工无标准可循而造成的。在这位装维人员看来,家庭综合布线也是工程,需要先期设计、随工检查、完工验收。
  所谓工程,自然需要一套标准。
  正如马益民所言,家庭全光纤组网模式可以更好地将千兆网络延伸至住宅每个房间和桌面,实现室内有线、无线网络的千兆覆盖。
  但如果前期没有标准化的施工,就会为后续高速网络的全覆盖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住宅通信配套标准是要与时俱进的,也应更务实,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通信设施建设和市民对于信息化生活的需求。
  在上海刚刚发布的1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其中一项是为困难家庭免费升级百兆宽带,让更多市民分享上海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红利。仅上海电信,预计今年内要为52万已实现光纤到户的100兆宽带以下家庭升速。
  信息化建设不仅是上海的事,也是每个家庭的事,小家好,大家才能更好。助力中小企业跨越数字化鸿沟上海市政协委员穆海洁(汇付天下总裁)
  建议通过平台搭建、资金扶持等各种措施,充分调动数字经济建设当中各方的积极性,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帮助中小企业跨越数字化鸿沟。
  包括推动建设数字化转型行业性组织机构,引导规范数字化建设标准,加强跨组织、跨行业、跨区域服务商各个参与方的合作交流。比如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的平台上设立数字化服务窗口,联合SaaS服务商,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运营的在线培训、技术支持、工具下载。
  此外,加快推进小程序、云服务、可视化技术等新一代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化技术创新、数字化场景创新等,设置专项孵化基金和奖励基金。设定一定比例用于扶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出一批有示范性的新兴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
只有赋予能力才能享受红利
  上海,有50余万个体工商户和32万家中小企业,分布在各类业态中。但在穆海洁看来,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他们是真正的供给侧“数字弱势群体”。
  去年3月,《IT时报》曾报道网约车租赁行业面临的至暗时刻,退租潮来袭、资金无法盘活、难以还贷……上海一家有200辆汽车的租赁公司每月硬支出90万元,利润下降70%左右。“一年过去了,还是面临同样问题——客户来源,只能压缩成本。”这家租赁公司负责人告诉《IT时报》记者,他并不确定数字化转型能为汽车租赁行业带来什么,但感觉有的企业一采集大数据,起点就更高了,尤其是大企业。
  穆海洁提到,数字化转型应实现“数字包容”,而不是加剧“数字鸿沟”:“在数字化转型中领先一步的电商、外卖、本地生活等大平台、大企业依靠更具优势的人才资源、资金和技术实力在疫情下获得了逆势增长。中小企业由于人才、资金与技术能力的短缺,只能依赖大平台跟上数字化时代,但这进一步导致中小企业议价能力的缺失,他们依靠大平台完成交易,支付佣金,对于本身盈利能力不强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过,四川峨眉一家开业不到一年、名为“牛的影子”的牛肉酱小店却因为数字化避免了疫情的冲击,通过汇付天下开发小程序商城,构建有别于大平台的私域流量入口,通过发券、拉新、复购等营销方式,2个多月销售了3万瓶牛肉酱,“小程序就是口碑传播,像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的企业特别需要数字化的推动,才能把产品卖出去。”
  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更需要的是场景化定制解决方案,赋予中小企业数字化营销、运营和管理的能力,只有让城市中覆盖面最广的中小企业都能享受到数字化的红利,助力他们跨越数字化发展鸿沟,上海才能在数字化发展趋势中脱颖而出。建议应加强对各类手机和应用程序的信息无障碍测评上海市政协委员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
  数字化转型中的上海如何保障残障人士、老年人、文化差异人等被称为“科技弃民”的弱势群体,更便利地融入数字化社会,让信息无障碍,成为数字化智慧城市的重要尺度和温度。
  一、政府部门应通过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各种方式,激励企业研发新一代信息无障碍技术,使人们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使用和受益;同时,应加强对各类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的信息无障碍测评,将其作为上市销售和上架服务的必要条件。
  二、希望制定上海全域的无障碍城市建设规划、标准及相关的行动方案,从理念文化、制度规则、应用服务等层面综合考量。
  三、建议市政府支持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与共益企业社区的“数字社工”。
走慢点,别让老人成为“科技弃民”
  潘江雪认为城市的文明程度,也就是城市的温度,体现在政务民生方方面面,尤其表现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时,要特别注意信息无障碍建设。”她提到:“在技术条件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应保留线下政务服务和城市服务的渠道,避免数字化转型让社会弱势群体‘掉队’。”
  一场疫情正加速打乱老人们的日常生活。1.8亿银发族,因为没有跟上数字化节奏,被隔离在另一个非平行世界。
  从去年9月起,本报就曾多次报道老人、盲人面对健康码、智能手机、挂号机等现代数字生活时的不适和困境:老人没有健康码,独居老人半年进不了菜市场;没有健康码,70多岁的老者坐不了公交车只能靠电瓶车出行;不会电子支付,退休老人冒雨交医保却被告知不收现金;不会用智能手机,80多岁的老人无法远程控制智能门铃,还不如老座机来得方便……
  面对逐渐扩大的数字鸿沟,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老人、盲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就有可能成为“看不见的人”。
  幸运的是,智能生活的适老化服务日益受到重视。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聚焦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涉老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包括简化“健康码”操作以适合老年人使用;推进“健康码”与个人证件关联,比如身份证、社保卡、老年卡等。
  对于老年人较为关注的就医问题,“随申办”很好地为新一代信息无障碍技术的研发树立了flag。目前,上海多家医院门诊大厅不仅展示了有关随申码就医时碰到的医保使用指南,还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守在一旁及时指导就医的老人使用,即使他们忘带医保卡,打开随申码App照样可以进行医保减免等操作。
  每个人都有年老的一天。技术是不断演进的、永远年轻的,但适老化服务的标签一定要打上,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倡导各类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面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推进相关服务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无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去年年底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这样提到。
提升人才吸引的“上海牌”力度上海市政协委员陈峰(团市委团结联络部部长)去年全国互联网中高端人才的薪酬,北京第一、上海第二;互联网职场人最向往工作的城市,杭州第一、上海第二。但是,在从业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方面,上海却屈居第十。
  通过对104家在线新经济企业开展调研发现,该领域青年工作满意度、生活幸福指数偏低,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该领域非沪籍青年占比高达72.1%,自有住房比例不到10%,住房支出占收入比超过30%。
  提升人才吸引的“上海牌”力度,即实施人才优先战略,提升人才政策吸引力,适时扩大惠及面,实施面向全球的“筑巢引才”行动;优化人才成长的“生态链”环境,围绕在线新经济领域青年安居乐业的需求,盘活闲置用地,构建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
上海,别让年轻人“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陈峰看来,高素质互联网人才是推动在线新经济发展的根本,去年推出的上海人才新政,召唤国内外优秀人才,其中对于优秀青年人才和重点产业、科技专才的优待成为亮点。
  可见,在各大城市上演人才争夺战的背景下,上海对于优秀人才的渴望,但就像歌中所唱的“想说爱你不容易”那样,“我能住在哪儿?”是每个青年“打工人”首先面对的难题。“除了新经济领域青年普遍认为目前房租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过高,迫切渴望租房支出能有较大幅度削减外,上下班通勤时间较长也是吐槽最多的话题。”陈峰表示,新经济领域青年上下班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一般在45分钟左右,居住在郊区的比重超过六成,“这些青年上下班期望的通勤时间是32分钟,期望与实际相差13分钟。”
  2017年,敏敏(化名)来沪工作,此前她从未真正来过上海生活、学习。由于来之前并没有找好房子,第一天晚上就睡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由于租房预算不足,朋友在上海的第一个住所只能选在松江,那里所能感受到的上海味儿很轻,反而和老家也差不了多少。“每天上下班要穿越大半个上海,来回通勤时间将近3小时。”敏敏吐槽。即使现在预算有所提高,但她还是与人合租,每天排队用卫生间。“中环以内,符合自己需求的一室户至少要4000元。”高企的房租,让她直言这是“在给房东打工”。
  与传统白领一样,新经济从业者同样也有租房焦虑。一名叮咚买菜配送小哥曾告诉记者,为了减少在房租上的支出和更快地送单,租住在配送站附近的老公房群租房。去年春节期间,为了冲近两万元的佣金和奖励,他舍弃了那张回家过年的车票,放弃了在团圆时刻与孩子相见。
  对于大部分沪漂年轻人来说,房租已成为很大一笔支出。如果再碰上暴雷的长租公寓,不管是传统行业打工人,还是新经济从业者,他们都是破碎的蛋壳,内心早已稀里哗啦。
  如何破解年轻人租房过渡时期的窘境?骆新提出的利用市区老公房或许是个好主意。
  骆新认为,上海将在“十四五”期间完成改造老公有住房,将年轻人导入老城区上海市政协委员骆新(特邀界别)
  建设年龄友好型、商业和居住复合型的社区,努力将年轻人引导进老城区,以支撑生活服务和居家养老等产业,避免人口空心化。
  对于历史建筑,不能仅限于名义上的“挂牌保护”,应该设定具体时间表,由产权人、政府和指定改造单位,各自承担一部分改造资金,将承租权置换,使其恢复办公功能,重新进行市场招租,鼓励文教、医养等小微创业内容进入。年轻人出现了,社区康养也就有了人力和技术型的支撑。
  按照目前上海市的法规,“公有住房差价交换”双方必须是本市居民。而上海的非户籍人口,因条件限制又无法享受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政策。针对年轻人和低收入服务业从业者的住房需求,建议可适度放宽政策,在进行租赁资质审核的前提下,鼓励其“入市”成为次承租人,政府还可按“公租房”标准,给予“次承租人”租赁补贴。所有二级旧里改造,市中心遗留下一批老公房成为存量住房。“这些老公房虽然居住条件简陋,但毕竟地处市中心,周边公共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大量收入不高的年轻人,还是颇有吸引力的。”骆新说,在中心城区以“留”为主的大背景下,让这些存量住房发挥作用,导入年轻人口,不失为双赢之策。
  租房焦虑之外,外来务工年轻人还有一重户口焦虑。记者曾问过身边一大群非沪籍青年,下定决心留在上海者有之,但数量很少,颇有门槛的落户条件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毕竟户口还涉及下一代的未来。
  上海需要年轻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年轻人,面向未来大量青年人才的引入,亟须构建相匹配的安居保障体系。大上海,请大声地叫住年轻人:“上海很好,居不难,落户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