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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远迎着曙光

永远迎着曙光

那是电波的方向

“丰记米号”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重要秘密联络点,张困斋的身份则是“米号掌柜”

张困斋

张困斋在狱中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母亲大人,儿身体怕凉,请交来人带来绒线衫、被头、大衣、雨衣、呢帽、卫生衫、香烟。别无他事,请放心,勿悲痛……”

这副围棋是张困斋的“秘密武器”,许多与敌人周旋的好点子便是在两人对弈时产生的,而下围棋更成为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办法

  

IT时报记者王昕李丹琦图冯诚杰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站在乍浦路、天潼路路口,都能清晰地听见黄浦江中轮船的汽笛声,也不难遥望到外白渡桥的雅静和外滩的喧嚣,70多年前,曾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伫立在这里,守望着上海的解放和国家的新生。
  他是张困斋,就住在乍浦路临街的一幢石库门小楼,这里表面上是一间店名为“联合西服号”的商铺,实际则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秘密联络点。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由南向北,沿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北路桥一线向苏州河以北地区挺进,打响了上海解放的最后一战。一拨又一拨的解放军战士从这栋小楼前穿梭而过,然而张困斋却看不到了……
  1949年5月7日,上海浦东戚家庙,张困斋与李白、秦鸿钧等另外11位革命战士被国民党残酷杀害,35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里。
  72年后,张困斋家门口的乍浦路桥已经变成网红打卡点,人们选择在这里用最美的角度记录上海,记者也从这里开启张困斋革命足迹的探寻之旅。向不公道之事抗争
  1914年,张困斋出生于浙江镇海江南衙前康乐桥,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上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对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悍然开枪,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南京路瞬间血流遍地。
  那一天,11岁的张困斋和15岁的大哥张承宗站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附近的宝成银楼门口,亲眼看见了惨案的发生,心里充满了愤怒。下午回到家后,张困斋激动地向母亲和姐姐诉说亲眼见到的情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们买了一大袋面包、饼干,由张困斋背着送到老闸捕房后门,给被捕的人送去食物,看守见是一个孩子,就放行了。
  张困斋侄女张培芬曾说:“阿大(即“大叔叔张困斋”)生得一表人才,非常洋气,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学问高,又有艺术情趣,外表斯文。在这样的外表下,他却有一颗疾恶如仇、肝胆相照的革命心。”“困斋同志在纠正别人错误的观点时总是大声疾呼,甚至声嘶力竭。”据张困斋身前友人共产党员言其回忆,张困斋“执着”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他和身边的其他人,事后有人问张困斋,何必费那么大劲儿,大家又不是聋子,张困斋笑着回答:“追求真理便该击败歪理,并且还得认真!”
  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洪世卿眼中,张困斋更是一位坚韧不拔的“疯子”。有一次,朱德总司令颁发的向上海进军的布告需要张贴到上海最热闹的马路上,当时国民党特务监视很严密,行动非常危险,于是有人打算将套上信封的布告偷偷塞进居民的信筒里。没想到第二天,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南京路上就出现了布告,谁干的?张困斋是参与者之一,他说:“路上的每一个行人,谁不拥护和欢迎我们呢?只要这样想,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七尺男儿躯,愿为祖国捐。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张困斋毫无惧色地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深深兄弟革命情
  来到上海之后,张承宗和张困斋兄弟俩便一直相依为命,一起进入河南路辛泰银行谋生,一起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道路。
  兄弟俩自筹资金出版《石榴》杂志,寓意为“一颗颗红色的心倾向共产党”,宗旨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哥哥张承宗以笔名撰写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文章,弟弟张困斋积极参与写稿,并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遗憾的是,《石榴》只出版了四期,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
  为了宣传抗日,兄弟俩还订阅了《救国时报》,并将《救国时报》里时常夹送的红色宣传资料悄悄夹在银行储蓄说明书里,在客户中广为散发。
  1936年,上海成立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张承宗成为头角峥嵘的骨干。在张承宗和张困斋的齐心协力之下,“银联”蒸蒸日上,短短数年间发展会员逾万人,支援抗战,救济难胞,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甚至还为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积极分子。
  1937年10月,张承宗、张困斋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张困斋23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张承宗和张困斋在他们工作的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一个银行党支部。之后,张承宗被组织派往根据地配合新四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直至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做出卓越贡献。
用读书烧亮革命的火把
“假如说他一生追求的是自由,那么他一生最浓厚的爱好必是读书。”张困斋的胞弟张邦本曾这样回忆道。
  根据张承宗回忆,从小到大,张困斋极其喜欢读书,中国的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屠格涅夫、法捷耶夫,法国的莫泊桑、莫里哀、巴比塞,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无不读过。
  虽然收入菲薄,但张困斋依然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书,能让他流连忘返、满载而归的只有书店,《世界文库》《海上述林》《资本论》等传播真理的书籍是他朝夕相伴的良师益友,也成为他踏上革命征途的强大动力。也许是有爱读书、爱学习的好习惯,日后的革命工作中,张困斋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俄语。有一次,组织上要他调查上海的远洋运输和中国粮食产销情况,他便弄来很多中外文的资料,夜以继日地翻译、编写,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后来,他还钻研起电子管,这也为他日后组织和领导上海秘密电台工作埋下了伏笔。
“丰记米号”掌柜
  抗战胜利后,张困斋负责党的机关掩护工作。1945年秋,为了掩护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吴学谦等同志的活动,在福煦路916号(今延安中路、威海路附近)开了一爿米店,名为“丰记米号”。
  这家米店作为一个职业掩护的地方,又是地下市委的秘密联络机关。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副书记刘长胜认为米店的老板非张困斋莫属。是年,32岁的张困斋已经是一个有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
  1947年上半年,斗争环境变得更加危险了,米店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原国民党26军的办事机构换成了中统特务机构搬了进来。米店瞬间处于虎口之下。
  张困斋面临的工作极其繁重。米店的合伙人之一刘志荣回忆道:“张困斋在刘长胜、张承宗直接领导下工作,既负责机关工作,又照顾米店的日常业务。此外,他还直接领导党的机要工作秘密电台,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任务,忙得张困斋日夜奔波。不久,赵茅兴同志因另有任务调离米店,张困斋又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就更忙了。可是他那不知疲倦、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他的机智顽强的斗争艺术,把这千斤重担承担了下来,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启用别的电台,其他同志也有危险”
  1946年冬,张困斋被调至中共中央上海局机要部门,领导秦鸿钧秘密电台。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发展很快,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必须和中央保持电讯联系。从那时起,张困斋和秦鸿钧开始并肩作战,并成为生死之交,誓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战斗到底。
  尽管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但张困斋也刻苦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因为大量的情报要从这条红色通信线路上传递,张困斋和秦鸿钧经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党中央与上海局的往来电文日益增多,张困斋与秦鸿钧的工作异常繁重。
  1948年12月,担任与中共中央秘密通报工作的李白电台遭到破坏。李白被捕后,张困斋和秦鸿钧的电台受到直接威胁,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决定秦鸿钧暂时停止发报,只收不发,一面研究如何改进电台的安全措施,一面又准备择地建立一个预备电台或者新台。
  此时此刻,秦鸿钧心里十分着急,于是向张困斋请示,建议批准及早恢复与中央通报。张承宗和刘长胜考虑到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秦鸿钧电台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最终决定恢复通报。但为安全起见,尽可能少发、不发,以防敌人侦察。可随着解放日益临近,重要情报剧增,收发报量还是有所增加。
  市委领导关切地问张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说:“不用,我们能够完成任务。启用别的电台,其他同志同样有危险。”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张困斋和秦鸿钧将一份份关系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情报发送给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
牺牲在黎明前的黑夜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使用测向车侦测仪器锁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包围了打浦桥新新南里秦鸿钧的家。3月19日上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到秦鸿钧家联络,送秘电码,被蹲守的特务一拥而上逮捕了。
  在狱中,张困斋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凳把张困斋的腿折断了,辣椒水灌进他的肺部使他咳嗽吐血不止,“叔叔的骨骼都被打断了,撑着拐杖被提审,肺里面全是辣椒水,全部感染了,全身都伤痕累累。”时至今日,张困斋侄子、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林提起这段故事仍十分心痛。
  张困斋被捕后,曾有一段短暂的时光与秦鸿钧和韩慧如夫妇关在同一间牢房。韩慧如在回忆录中提到,在狱中,她抓紧机会向敌人多讨了一点开水,想用热毛巾给张困斋和秦鸿钧捂一下被打伤的腿,活活血。当她端着热水放到张困斋身边的时候,他小声地对韩慧如说:“你给老秦弄吧,不要照顾我了。在敌人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意思是要韩慧如装着恨他,表示是他牵累了他们)
  见此情景,韩慧如感动不已,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张困斋已经自身难保了,却还一心为他人着想,想尽办法掩护同志,把责任全部担在自己身上。
  1949年4月18日,张邦本去狱中探望二哥时看到,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脸色苍白浮肿,身体瘦得不像样,放风和大小便都是和秦鸿钧相互搀扶着走动。
  张亚林说,面对这群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都是英雄,严刑拷打之下也绝不屈服,“最后蒋介石残忍地下达了命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1949年5月7日,距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烈士在浦东戚家庙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事后草草掩埋在郊野的壕堑内,6月份才找到遗骸。
  生离死别的抉择中,哥哥张承宗的内心曾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当他获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即将秘密枪杀的共产党员中有自己胞弟时,便有过冒险解救亲人的念头,甚至已经策划了劫狱、劫囚车、劫法场等多个营救方案。但是,党的纪律和理智告诉张承宗,黄浦江边晨光熹微,解放军的部队就在百里之外的丹阳,此时突击营救能否成功,并无绝对胜算,却很可能因此暴露藏身在国民党军警心脏里的500多名地下党员,给党的解放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迎接黎明的黑夜中,张困斋倒在了敌人枪口下。
  1949年8月28日,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李白、张困斋、秦鸿钧等烈士。中共上海市委在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三烈士的挽联上这样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张亚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电台三烈士’的后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红色通信是三家人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要让这段革命烈士故事和事迹被现在和未来的人们铭记,并成为激励人们勇敢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傍晚时分,苏州河边的天空染上了一抹红色晚霞,眼前的岁月静好也许是对张困斋等烈士们最美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