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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空为坐标勾勒上海

百年红色图谱

专访《初心之地》主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

  

IT时报记者郝俊慧图冯诚杰
  翻开《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近400页的图文并茂中,平日熟悉的上海被赋予另一层意义: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石库门、看尽历史沧桑的花园洋房,那个湮灭在城市生长进程中的旧上海……都深深打着“红色烙印”,1000个红色革命纪念地为读者勾勒出一副上海“百年红色图谱”:这里,是红色革命的“初心之地”、红色源起的光荣之城。“上海是中国革命空间最多的城市。”建党100周年前夕,本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智良接受了《IT时报》记者专访,“历史的呈现不仅仅是时间轴,而是要以时空为坐标,上海城市中的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000个红色革命纪念地中,有数十个旧址、遗址隐藏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党的通信事业从此而始: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套密码、第一个报务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消息通过电波源源不断飞往党的心脏。“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红色通信事业的起源地。”专访中,苏智良为《IT时报》记者讲述了他对这些红色通信印记的史学探寻之旅。
寻找“第一座秘密电台”
  没那么遥远”。
  空间感在苏智良治史中非常重要,如果说上海是我党的“初心之地”,上海城市基因中天然带着红色,那么研究者便需要通过空间展示共产党人在这个城市里是如何革命、如何动员,星星之火如何可以燎原,“毕竟,革命实践都是人在这座城市某座建筑中完成的活动”。
  在上海这座红色革命起源地,处处有革命者当年活动过的印记。10年间,苏智良带领“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团队,对上海这一“红色源头”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广泛的实地调查,形成完整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时间范围从1916年《新青年》杂志诞生、新文化运动发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空间范围则为今日上海市全境。
  在对这些革命历史印记的追寻和记录中,苏智良对隐蔽战线里的“红色电波”如数家珍:“当年李白和秦鸿钧分属不同电台,根据党的纪律,应该彼此不知道对方,住的地方也离得比较远”“张文秋(中共党员)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加入佐尔格在上海的‘拉姆扎小组’,应该租住在武康路的一个别墅小区里,但具体哪一栋我们还没能确认”……
  他希望,无论上海市民,还是来上海旅行的游客,如果能通过到访这些旧址或遗址,将国家记忆、社会记忆转换为个人感受,那么,这将是对上海城市精神和人文底蕴最有价值的传播。
从蛛丝马迹中追寻答案
  回顾党史,从1929年李强研制出第一部秘密电台开始,上海的红色电波便源源不断刺破夜空,在党的各级组织之间架起“空中桥梁”,为党打赢“信息战”立下汗马功劳。
  为了不被敌人侦破,秘密电台总是在不停迁徙中,开国少将刘鹤孔当年在上海做情报人员时,便带着电台前后搬过六次家。如今,人们只能从一些曾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地下党员回忆录中,寻找电台曾经的落脚点。然而,随着城市更新,革命历史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追寻者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答案。
  佐尔格是二战期间有名的“红色谍王”,曾为苏联送回“日本将可能南下攻打珍珠港”的历史性情报,但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情报生涯是从上海开启,并组织了100多人的“拉姆扎情报小组”,后来的毛泽东亲家、中共党员张文秋更是由周恩来亲自引荐给佐尔格,加入其小组。短短两年间,拉姆扎小组将597封急电发往莫斯科,其中335封急电直接通报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拉姆扎电波”在哪里?张文秋工作地点又在哪里?
  为了找到答案,苏智良不仅翻看了张文秋等当事人的回忆录,而且托朋友到中国台湾已经解密的军事资料中查阅信息和老照片,在通过将这些散落在不同旧纸堆里的碎片信息拼起来后,“拉姆扎小组”的落脚点之一被明确于武康路333号霞飞别墅,这是个建于1919年的联排别墅区。走到这一步已经花费苏智良研究团队四五年时间,但再想定位到某一栋具体洋房,却是更难了。“历史学的考证有时如同福尔摩斯探案,要将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形成一张拼图,并给出合理解释。”苏智良已不记得,10年间有多少次这样类似的寻访,要知道,近百年过去,城市路名在变、门牌在变,不实地走访根本无法确认。
  而且,这样的寻访变得越来越迫切。“有许多史迹亟待寻访与保护,还有部分史迹尚未被确认便在城市发展中遭到拆除,这是巨大的遗憾。”苏智良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如何宣传、利用、开发、传承红色文脉,是今日之上海要做的,比如中国第一座秘密电台所在的大西路福康里,如果没有被拆除,便是一个很好的红色通信历史纪念馆。
历史的真相与想象
  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要敢于拓展新领域,研究新问题,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但也必须崇尚实证,言必有据。”在一份《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课件中,苏智良对学生如是解释自己的选择。
  从1979年到2011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有个课题一直在苏智良的研究目录里——《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这篇28000字的论文充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阶级基础。
  正是基于这个课题,2010年,建党90周年纪念之前,苏智良突然想到,虽然中国红色革命起源于上海,但上海革命历史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梳理,“你永远也达不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但你可以接近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空间。”
  2009年,上海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部署和中央上海市委大力支持下,确认了657处革命遗址遗迹,这为上海红色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底座,苏智良希望可以挖掘更多的红色纪念地。“这就是历史研究想象力的重要性,它会引导你的研究,让你找到新的学术空间”。但想象只是开始,苏智良认为,历史学家切忌因想象而失去对历史的敬畏,此后的考据更要有“如履薄冰”之感。
  在“上海红色通信史”这块拼图上,苏智良最想拼上的是“刘人寿秘密电台”所在地——岩井公馆。
  1939年9月,刘人寿在潘汉年安排下,进入日伪机关“岩井公馆”,这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为总领事)岩井英一设在闸北宝山路的特务情报机构,刘人寿名义上为敌人监听延安广播和信息的电台,实际上却暗中将岩井公馆的情报传递给我党。
  可是,“岩井公馆”到底在哪呢?
  通过一位日本朋友,苏智良买到了一本数十年前出版的《岩井回忆录》,据书中记载,岩井公馆应该在宝山路的最南端。2020年,苏智良多次造访这条只有1756米的马路,但如今这里一条轻轨从头顶横穿而过,与宝山路交叉的虬江路更是在多年前便已被改造为知名的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旧日的痕迹一丝全无。苏智良和走访的同学问了很多当地老人,但都没人能指出当年“岩井公馆”所在的确切位置。
  这便是治史的遗憾,“有时候你打不通那段历史,便只能暂时搁置。”如今,在苏智良位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角落里,还堆着近一米高的资料,这些都是待考证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在没有最终有确凿考据之前,它们在“初心之地”这块上海拼图上的位置,只能暂时空白。
  目前,苏智良手头还有数百个地址需要走访、考证,他希望,等到2026年,建党105周年之际,可以再版《初心之地》这本书,将可以“打卡”的红色革命纪念地增补至12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