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传呼电话要靠“吼”才能听见。

　　

引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穷二白”到领先世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信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70年间，我国通信能力持续提升，规模容量成倍扩张。如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70年间，我国通信技术水平迎头赶超，在光通信和移动通信等领域实现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如今，中国光纤宽带占比全球居首，以千兆为代表的超高速宽带发展站在世界前沿，5G发展位于全球第一阵营。70年间，我国通信的内涵不断在丰富和扩展，从电报、语音到流量，再到万物互联。如今，通信业早已经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是成为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赋能者。70年的历程，每个人都对通信有着说不完的故事。IT时报记者钱立富李蕴坤钱奕昀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话是人们沟通、社会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正因为此，电话难打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典型现象，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仍在困扰着人们。归根结底，因为当时通信发展水平落后，供给能力不足。194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仅0.05部/百人，也就是说，每1万人才拥有5部电话。到197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0.41部/百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通信业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程控交换技术的上马，推动我国电话事业走向大发展，“电话难打”的矛盾逐渐消除，只是在大家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可说的故事。
公用电话传呼声飘荡数十年
　　“15号三楼王阿姨，侬儿子伐回来切夜饭了！”这亲切的叫电话声，曾在老上海的弄堂里“激荡数十年”。这也是我国电话发展初期的缩影，很长一段时间，私人电话凤毛麟角，公用传呼电话承担了沟通重任。
　　早在1952年，上海就全面开办公用电话传呼业务。在当时一篇名为《开办传呼电话记事》的文章中写道：“第一家找的对象是长寿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小烟杂店，店主听到要在店堂装公用电话非常高兴，而且三分钱一次传呼费不无少补。装上电话不久，这家店果然生意兴隆，消息传开，申请装公用电话的信就接连而来，就此，我们的局面就打开了。”
　　文中的烟杂店，就是当年公用电话传呼业务的“第一阵地”。
　　很多老上海都有这样的回忆：烟杂店里，摆着一台黑色拨盘式电话机。当时的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手指伸进拨盘上的圆孔，沿顺时针方向拨六下，遇到忙音则再来一次。一个店里一般配有1-2位传呼员，基本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老爷叔，传呼费3分钱一次，打电话4分钱一次。
　　出生在延安中路多福里的钱先生是一位50后，家中排行老幺的他，小时候与父母和四个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弄堂二层楼。出生起，他就记得弄堂口的烟杂店门口，挂着一块“公用电话”的牌子。“那时候的传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呼员直接在楼下告诉我们什么事，一种是递给我们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回电电话号码，我们再到烟杂店去回拨。如果回拨的话，传呼员就会告诉对方等在电话前。”
　　著名演员牛犇至今还记得弄堂口烟杂店的老大娘，每次上影厂有什么通告或工作信息，大娘都会大声嚷起来“牛同志，明天……”“她叫得那么响，半条街都知道了”牛犇回忆起往事，打趣地说。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公用电话亭，但只能接听和拨打市内电话，不能打长途电话。如果要打长途，必须要到邮局。早年邮局设有电话隔断室，小小的隔断室，门口写着1、2、3、4、5，只能容纳一个人。拨打长途，需要去邮局提出申请，向邮政人员说明所要拨打的地址。“早年打长途时需要等待，由邮局的人先接通才可拨打。有紧急的事，都打电报。电报早期每字3.5分，拍电报都是惜字如金。60年代有一次，老家的亲戚过世了，一位电报员骑着快车来我家送信，我父亲当天晚上就坐火车赶去了。”钱先生回忆说。
　　公用电话传呼业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直到后来，电话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子。
线务员从闲到忙见证电话大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进入电话大发展时期。众多用户申请安装电话，这段时期，安装电话的线务员们成为最忙碌的人，他们奔走在城市和乡村，将电话线牵向千家万户。
　　王显玉就是其中一位，那段岁月，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1978年，王显玉还是一位刚满20岁的“小鲜肉”，在上海市电话局技校学到一手维修的绝活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话局中华分局担当一名线务员。尽管年轻人生机勃勃，可初入社会的王显玉却过得很“清闲”，因为电话在社会上根本就是件稀罕物，装得起电话的家庭可谓是凤毛麟角。
　　在工作的前十年，王显玉或许也猜不到电话这块“璞玉”何时才能够洗尽铅华，大放异彩。
　　这一天并没有等太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话正式进入大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装电话，主要是出于做生意的需要。”王显玉记得，当时九江路正在发展成“名牌一条街”，卖的都是舶来品，新潮的T恤衫和好看的皮鞋动辄就要上千元，都是从广州进的货，没有电话怎么谈买卖呢？
　　因为上海本地的百货公司不卖进口品牌，所以九江路上的商户就更吃香了。“两三个月的工资才买得起一件T恤，私营老板没有几十万本金也不敢做这门生意。”有了电话，这些个体户就可以随时根据销量来调整进货，免得销路不好，一旦积压，赔的都是血汗钱。
　　电话成为“香饽饽”以后，再想装一部就难如登天了。等个1年、3年才装上电话的家庭比比皆是。
　　20世纪90年代末，王显玉一天要拜访的用户已经从20年前的五六家飙升到了五六十家，整整蹿了10倍。
　　电话局放号的时候，来申请的用户甚至能排成一公里的“长龙”，从云南中路的放号营业厅开始，一路拐到金陵东路、西藏南路、宁海东路，再回到云南中路。
　　申请安装电话的用户蜂拥而至，线务员从此就成了一项“苦力活”。一时间，弄堂里、马路边、水泥杆上，到处都能看到“绿衣人”忙碌的身影，最多时上海平均每天得装1000多部电话。新装班的线务员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本职是修电话的王显玉也常常要干装电话的活，“大家每天早上7点就到单位，拿好各自的工单就分头出发了，一个线务员每天至少要装20部电话，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完工回单位。”
　　随着装机量的上升，维修工作也比早期辛苦多了。有一次，王显玉去给一位住在高层的用户修电话，不想那幢公房的电梯竟然坏了，他就蹬蹬蹬一路爬上了18楼，找到问题所在后，再跑回1楼去修线路，修好了还得再徒步登上18楼，当场打电话确认是不是修好了。像这样一天跑几十楼，对电话大发展时期的王显玉来说司空见惯。
　　1999年时，我国电话普及率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41部/百人大幅提升到13.12部/百人，打电话难的矛盾基本解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我国电话普及率迅猛提升，到2018年达到125.29部/百人，随时随地打电话已经彻底融入人们生活，成为平常。
移动通信从空白到领跑世界
移动通信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的通信格局和人们的生活，见证了我国通信事业从弱到强、从跟随到领跑的变迁。模拟移动通信时代，网络制式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是中国的。2G时代，GSM和CDMA唱着“二人转”，中国照样是空白。3G时代，国产TD—SCDMA成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取得突破，不过TD—SCDMA只有中国在用。4G时代，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处于“并跑”阶段。现在5G时代到来，在全世界范围，中国和美日韩一道，处于5G发展“第一阵营”，引领着全世界5G发展方向。
从上海起步
　　在闻名遐迩的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上，有一栋始建于1932年的19层建筑——“七重天”大楼。
　　19层的建筑放在今天可能有悖摩天大楼的美誉，可一看到“七重天”透着年代感的外观，你就不难联想到它昔日最负盛名的几个“最”：旧时上海最高的建筑、最奢华的娱乐场所、第一家歌舞厅。时至今日，前台墙面上装裱的字画与老上海餐厅的设计仍保留着一丝古韵，每天晚上人们也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摩登的歌舞表演。 下转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