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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陪伴共和国走过流金岁月

  在中国制造业历史的第一页,印着一台纺机。新中国成立之时,纺织业便开始蓬勃发展。当时纺织业是母亲产业,孕育出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当时的纺织女工一定无法想象,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会在70年后,制造出商用大飞机,而智能制造会出现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等新模式。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回看,每一个时代,中国的制造业都发生着变化。《IT时报》以10年为间隔,选取了7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业制品,并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一同回溯中国工业70年风雨。
IT时报见习记者孙鹏飞IT时报记者李蕴坤郝俊慧
图艺帮人工作室
1950s纺机拉开工业序幕
  一台纺机,中国制造业的历史,在纱锭间,娓娓道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2天后,中纺上海总公司及其35家在上海的下属企业,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业。当战火和硝烟,沉寂于历史的留白处,数字和故事,成为那段岁月的最好留念。
母亲产业
  “6、7、8、9”,是上海纺织业的地位象征。
  1949年,上海纺织业创造的利税约占上海市工业的60%;全市工业的纺织业产值约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70%;纺织员工约占上海市产业工人总数的80%;纺织创汇约占上海市工业出口创汇额的90%。
  事实上,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如果从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竣工投产算起,当时上海纺织业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相对其他工业,基础更为成熟。
  与此同时,纺织业还是民生行业。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除了能提供众多就业岗位,还关联着人们的穿着。1950年,全国棉布产量人均仅4.5米。这背后,是需求。
  有数据显示,解放初期,全国拥有纱锭515.7万锭,上海有243.54万锭。而在此后的40多年间,纺织业始终保持着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的地位,被亲切地称作上海的“母亲产业”。
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
  管韩松,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曾参与过解放上海,在1953年被调到国棉十一厂任生产厂长。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上海纺织厂只能生产一般的布料,无法织出质量要求更高的特殊用途布料。因此,当时军用的降落伞布、飞机螺旋桨包补、炮衣布,全靠进口。
  彼时正值抗美援朝,军需用品激增,而另一方面,这些材料被封锁。管韩松临危受命,主要负责特品布的试制。
  一腔热血,遇到现实冰冷。他看到,十一棉的纱厂设备,五花八门,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牌子都有。“一台清花机竟是几种牌子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他还注意到,厂里的6台细纱机被大火烧过,本该报废了。
  无法购买先进设备,他不得不拿来这些旧机器,修修补补凑合着用,自力更生。在车间里放端车做试验,改造细纱机牵引结构。加上中国纺织研究院、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苏联专家的合作,质量稳定、粗细均匀的21支纱,终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被产出。
  当精纺机采用牵伸装置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已是3年后的故事。
  管韩松的故事,是建国十年间,纺织业“技术革新”(1954年)和“技术革命”(大跃进)的缩影。那段带着时代烙印的日子,还留下了这样一组数字:
  根据《上海纺织志》的统计,1949年上海纺织工业共生产棉纱13.46万吨,到了1957年,在基本没有增加新纱锭的情况下,达到26.82万吨。几乎翻了一倍。
1960s
  国产拖拉机初露锋芒
  一台拖拉机。车上是一位女司机,启动着滚滚车轮,前往希望的田野。这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图案。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于1962年4月20日。整个60年代,是属于农业机械化的年代。
农业机械化启幕
  1956年,17岁的李晓民进入江西机械厂参加工作。两年后,为响应省长邵式平的号召,大批工人被调到了江西拖拉机厂,李晓民就在这里正式当起了学徒,工厂的规模也从几百人暴涨到几千人。“建厂的前8年,我们还处于试制阶段,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不断地调试、稳定质量。”李晓民说道,当时有的工人甚至没有工资,自费也要来当学徒。
  建厂之前,中国在拖拉机生产上的经验值几乎为零,江西拖拉机厂只得引进英国拖拉机作为样机参考,在拆装中摸索门道,拆下来的零部件再分配到各个车间去生产。由于很多零件还没有相应的生产机床,工人们就通过手工打磨将它们生产出来,这才促成了全国首台轮式拖拉机,“八一万能拖拉机”的诞生,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改进技术,制造出了“丰收”系列拖拉机并向全国推广。
  当工厂向着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奋进时,职工里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革新能手,譬如江西拖拉机厂的车工赵志坚。20世纪60年代,赵志坚是全国“群英会”代表,技术革新标兵,自1955年以来,他革新的项目有193项。从上海的兄弟厂学习了先进经验以后,赵志坚提出了花键胀套冷挤胀的新工艺,对提高拖拉机的质量做出了贡献。在担当一线工人的28年职业生涯中,赵志坚两次获评为全国劳模,“文革”结束后,他还当上了南昌的“工人市长”。
  据李晓民回忆,工厂早期生产的二七型拖拉机具有27匹马力,可以带着3个犁来耕田。不过,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那些油耗高、体积大、分量重的老式拖拉机渐渐就跟不上要求了,例如四八一拖拉机便没能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1980s
  中国造发电组“火”力十足
  一个发电组,连接着巨大的烟囱。当白烟涌出烟囱,发电机早已轰轰隆隆。
  隐匿在中国第一套火力发电机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核电机组背后的公司,是上海电气。上海电气的前身为成立于1902年大隆机器厂,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萌芽的见证者。
  到了80年代,上海电气在中国的工业史中,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大金刚多项第一
  1980年以来,上海电气先后与西门子、三菱、阿尔斯通等跨国公司组建了全新的合资企业,在引进先进管理的同时,吸收了世界先进技术,使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攀升,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世界之最。
  20世纪80年代,上海电气闵行基地声名渐起。彼时,前身为美商慎昌洋行的上海锅炉厂被分成上海锅炉厂和上海电站辅机厂,如今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电站锅炉(岛)、电站环保(岛)、化工技术与工程以及锅炉改造等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提供商。同一时期,前身为两所学校的上海长城电梯厂初见雏形,直到80年代末才正式成立了由上海机电实业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日本三菱电梯株式会社和香港菱电工程有限公司四家组建的三菱电梯,时至今日其电梯业务已覆盖30多个系列,200多种规格,全球保有量超过80万台,连续10年产销量问鼎世界第一。
  在闵行,因为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共同组成的时代记忆,甚至为后世流传下了“四大金刚”这一美名。
1970s
  百年蝴蝶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无数中国家庭的童年记忆。昏暗灯光下,忘不了妈妈脚踩踏板、手扶布料的身影,靠着它,孩子有了新衣,家里有了生机。
  创办于1919年的蝴蝶牌缝纫机,历经百年沧桑,为无数家庭带去温暖。
结婚必备一票难求
  虽然已经过了40多年,张阿姨仍然记得当年抓阄胜出时的兴奋。1976年,刚刚调入技术科的她,初来乍到,却在每个季度一次的“三大件”抓阄中成为十分之一的幸运儿。当时几乎所有物资都凭票供应,每个季度,科里总能分到两张供应票,或是自行车,或是缝纫机,或是手表,二十几个人一起抓阄,谁抓到谁就有资格购买。
  看到新人胜出,不少人“好意”地劝她,把票让给其他资格老一点的同事。可当时年轻气盛的张阿姨,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坚决不让。结果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被几名老同事排挤。“现在想想,真不值得,但在当时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下,谁都舍不得放弃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台蝴蝶牌缝纫机花了张阿姨140多元,相当于她三个半月的工资。
  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商品凭票供应,杨女士没有张阿姨的好运气,在单位没有“中签”让她很是沮丧,直到远在甘肃工作的母亲,托人在当地争取到一张缝纫机票,才将上海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千里迢迢又寄回上海。
  1979年,秦华(化名)进入生产蜜蜂缝纫机的上海缝纫机三厂,当时一厂的飞人、二厂的蝴蝶、三厂的蜜蜂,几乎垄断了全国缝纫机市场,“每天一条生产线生产500-600台,四条生产线开足,还是供不应求。”
  20世纪70年代,蝴蝶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年产量达到152万台,5600名员工,那时候,说起自己是缝纫机厂的员工,漫不经心中透出的是满满的得意。
  不过,即便是三厂员工,秦华在1988年结婚时,依然无法从市场上自由买到一台缝纫机,在凭票供应的年代,缝纫机始终是最抢手的硬通货。
1990s
  海尔冰箱的“新三件”之路
  一台白色的冰箱,背后有一个挑剔的厂长。厂长叫作张瑞敏,冰箱的牌子是海尔。
  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这里留下了海尔和张瑞敏的故事,而冰箱作为“新三件”之一,也在这一时间进入百姓家。
大锤下的76台冰箱
  1984年,张瑞敏被派到海尔集团的前身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彼时的电器厂已经濒临倒闭,充斥着一种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上班8点钟来,9点钟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张瑞敏形容道。
  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不乏“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同时决定让工厂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将品牌定名为“海尔”。不料一年过后,海尔电冰箱就遭遇了创始人的“大锤”。
  当时,有个朋友来找张瑞敏买冰箱,可是挑了很多台都存在毛病。朋友走后,张瑞敏将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边,发现有76台都是“残次品”。面对一台800多元,相当于职工两年工资的冰箱,张瑞敏一声令下,将所有问题冰箱全部砸成了废铁。很多职工砸冰箱时都心疼得流下了眼泪,但不得不说,正是“张瑞敏砸冰箱”这个传奇为海尔的“名牌”身份奠定了基础,也令工人的质量意识得以觉醒。
  有敢于砸冰箱的企业家带头,中国的家电产业自此便显现出了崛起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如今在行业内叱咤风云的海尔、格力、创维等民族品牌纷纷创立,拼命从“洋师傅”手中学习从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细节,逐渐壮大了中国的本土家电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家电的标准化建设也开始起步,1987年,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199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成立。
“中国制造”与洋品牌之争
  1992年后,大批国际资本潮水般涌入国内,跨国公司挖掘中国市场,民族企业面临着空前的冲击。1995年,面对国外家电品牌的强势进攻,海尔推出了星级服务标准,包括售前、售中提供详尽热情的咨询服务,产品出现问题,4小时内答复,24小时内维修,免材料费、送货费、安装费等等,意图通过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管理站稳中国家电市场。
  继成立初期打响名牌战略之后,90年代的海尔瞄准的则是多元化领域的尝试,兼并了青岛电冰柜总厂和青岛空调器总厂,将触角伸向更多白色家电圈的产品,并于1991年12月20日成立海尔集团。1997年9月,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为了追赶市场脚步,海尔开始涉足黑色家电,用激活“休克鱼”的思路收购多家企业,将一个名牌产品发展成为全系列家电名牌产品群。
  就这样,至20世纪90年代,“新三件”慢慢地走进了千家万户,彩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成了家庭标配。彩色电视的普及不仅将黑白画面迅速踢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还带火了VCD和DVD。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中国的家电产业规模化已经成型,市场竞争进入大洗牌,价格战变得司空见惯,外资品牌在“中国制造”面前也无法保持最初的从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