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报记者钱奕昀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被誉为“虚拟石油”的数据价值日益凸显。
　　1月4日，上海市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到，推动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放共享，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健全数据要素生产、确权、流通、应用、收益分配机制。
　　结合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民法典》承认了信息处理者对于依法取得数据的所有权，为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式进入交易市场铺平了道路。
　　然而，数据交易并非由此而始，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大数据就进入了“交易”时代，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一批大数据交易中心/所，却大多陷入无商品可交易的窘境。与此同时，因非脱敏数据交易而触犯法律的案件频频曝出，2019年，警方曾严查国内大数据公司，甚至有人因此锒铛入狱。
　　究竟数据要素，要如何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交易？政府数字化转型又将如何“重塑”数据要素流动机制？
　　在上海向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开端之年，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大厂也“逃不掉”的地下交易
　　“我们早期帮助他们（旷视科技）寻找了合作伙伴，包括美图、蚂蚁金服，让他们拿到了大量的人脸数据。”2020年9月12日的全球创业者峰会，李开复的一席话掀起轩然大波。虽然之后承认“口误”，称只是帮助旷视寻找合作伙伴，不涉及客户数据传输和共享，但仍无法消除人们的恐慌。
　　为了精准定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高清摄像头+AI巡视建筑物是目前主流的方式，但这只是第一步，某大厂公司智慧城市负责人透露，通过与快递公司合作，匹配用户的最新地址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肇事者。但却避而不谈，此举是否涉嫌侵犯用户隐私。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八条规定，信息收集者、控制者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治恺认为，这说明《民法典》规定了数据是民事权利的客体，法律认可了数据的可流转性。但前提条件是，数据必须是脱敏且不可追溯。
　　然而，现实中，不少大型互联网平台之间“你好，我也好”，非脱敏数据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地下“暗河”流淌。
“无法准确定价”的大数据交易中心
　　官方的大数据交易中心并非没有。
　　2014年3月，“大数据”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数据交易所/中心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成立于2016年的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目前已拥有500多家会员单位，线上数据交易量占到全国50%。
　　据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副总裁陆振晔介绍，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建立的是一张“数联网”，为供需双方提供数据互联平台。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供需双方的交易数据通过各自前置机直接传输，数据控制权归属双方，交易中心不会触碰和留存数据，仅用作前台展示和交易结算。“我们交易的数据主要有广告营销和金融风控两种，前者主要提供针对互联网行为的属性、偏好、习惯的分析统计数据交易服务，后者主要提供经个人强授权的核验类、风控类、模型分析类数据交易服务，并通过xID方法进行不可逆加密。”陆振晔说。
　　例如，需方要了解1000万会员的标签特性，要在交易中心下单；供方则会根据用户画像维度，在交易中心挂牌。需方将用户ID配置到供方，供方将匹配上的ID加上标签，反馈给需方。
　　金融风控场景则对数据安全性要求更高。如某银行需要查询用户征信，经本人强授权后，方可获得加密数据。而xID的技术提供方为公安三所，加密方式为一企一密，每个企业的加密算法都不相同，相当于各自都有一把锁。交易中心互通的是加密后的数据，会员申请、打通xID需要通过公安三所审核。
　　严格的风控，确保了数据交易中心能够以合法、合规的方式交易数据。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大数据交易中心/所的日子普遍不太好过。
　　相比上海数据交易中心，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提供的是“数据投行的服务模式”，即信息中介撮合服务以及数据合作的中介服务，更多的是线下对接，纯粹的线上数据交易业务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合规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需要一个各方长期共同探索的过程，在数据合作未产生价值之前，市场的定价也无从谈起，现在正处于数据合作以及数据价值发掘阶段，而数据流通交易还处在早期阶段。”井通科技联合创始人、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总裁武源文表示。近期《IT时报》记者拨打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电话，也被告知暂停服务。
　　目前，各数据交易中心大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定价机制。“在数据使用目的、边界和服务对象不明确的前提下，数据的价格很难形成一个产品化定价。”开放数据中国联合创始人及执行主任高丰表示。陆振晔则称，现实中的定价还是需方导向的居多。
　　“技术的定价一直是个‘全球性的世纪难题’。”中国科技法协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蒋坡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有关部门曾召开一次会议，原想借以确定技术定价的基本公式，以便推广应用，结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方面2000多种不同的计算公式，根本无法统一和确定。”
　　下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