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沈川

1934年，红军依然需要大量无线电通讯人才，这是长征开始前，瑞金苏区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布告（本报独家收藏）

本报独家收藏的张沈川亲笔信札，其中回忆了1929-1931年间，上海秘密无线电培训班和他入狱后党中央对其营救的部分细节。

12号后门，现有一块文物保护标志牌

　　

党的第一个无线通信培训班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今昔对比
IT时报记者王昕图冯诚杰
　　巨鹿路391弄，一座上海街头普通的石库门建筑，弄堂口“四成里”三个字清晰可见。走进弄堂，穿过一个不到10米的过道，12号门洞出现在眼前。如今，这里是一座普通的民宅，而在1930年，这里挂着一个“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实则是党中央建立起的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我党的第一批2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就是在“四成里”培训授课的。交错纵横的小巷穿梭于一大群石库门建筑中，似乎天生就是秘密电台的最佳庇佑。
　　近百年已然过去，在岁月痕迹的洗刷之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激情澎湃的故事已经渐渐远去。但是从这里诞生的我党第一位报务员、第一批报务员、第一批电教员，他们的故事如红色电波的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散播，永远无法被扑灭。
　　本周，记者来到“石库门里的红色通信”第2站——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寻访我党第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第一个无线电收发报培训员张沈川以及发生在无线电训练班的故事。
寻访第 站巨鹿路391弄12号（原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
红色印记 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与李强组成“黄金搭档”
　　1928年，秘密交通员在上海和江西革命根据地之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时间；而电报，只需要一秒钟。
　　那一年，党中央决定率先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台。10月，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匆匆赶到上海。周恩来托付了两个人，一个人钻研制作无线电收发报机，另一个专门学习收发报技术，一个负责硬件，一个负责软技术，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强和张沈川，这对“黄金搭档”承担起周恩来交给的重任。
　　在新的使命降临之时，张沈川正沉浸在上海法商电车3000多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喜悦中，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通知，当晚到公共租界三马路（今汉口路）惠中旅馆，周恩来要约他谈话。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张沈川对当时的对话记得十分清楚。张沈川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地下”无线电波》回忆文章里，记录了与周恩来的谈话。“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活动？什么时候入的党？由谁介绍的？”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张沈川的情况，并向他布置了重要任务：“党现在派你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明天起，你归黎明（顾顺章）领导。”周恩来说着，指了指坐在一边的顾顺章。
在国民党大院学成发报技术
　　1928年10月下旬开始，李强潜心钻研技术，组装收发报机，而张沈川则开始寻找学习发报技术的方法。与研制电台不同的是，收发报是一项技巧，如果没有好的实践环境，很难熟练掌握。
　　1个多月后，张沈川寻觅到一个好机会。国民党6军司令部办的无线电学校招生，“巧”的是，台长兼校长刘鹤年是他在青岛反帝斗争组织“青岛惨案后援会”中的旧识，张沈川也因此顺利成为无线电学校的学员。
　　深得刘鹤年信任的张沈川不但以优异的成绩在无线电学校第一期结业，还获得留在第6军电台见习收发报的机会。见习期间，张沈川不仅把第6军电台经常使用的密码背了下来，还在深夜一个人值班时将两本军用密码表全部抄了下来，交给了党组织，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套电台密码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张沈川在第6军电台工作中还经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一天深夜，张沈川值班时抄下一份明码电报，“国民党第4军李明瑞师长电告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3000大洋，委托张沈川帮助领款后代购书籍”。机智的张沈川到中央银行拿到宋子文的拨款后，一转眼就把3000大洋给了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这段“借花献佛”的故事每每被提及都会令人津津乐道。
　　掌握收发报技术后，1929年7月，张沈川在已经引起敌人怀疑的情况下离开了第6军司令部大院，而他也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
第一批“红色通信人”
　　不得不赞叹，党的无线通信事业走过的每一步严丝合缝，不差分毫。
　　就在张沈川学成收发报的同时，李强成功制作出一部功率约50瓦的发报机和一部3灯收报机，张沈川的发报技能有了用武之处。
　　张沈川与李强“双剑合璧”，开始筹划秘密电台的第一次正式发报。1930年1月初，在前期测试成功的基础上，党的无线通信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上海党中央第一次与千里之外的南方局正式成功通报，而上海电台前坐着的正是张沈川。此次发报成功为红军在瑞金开设电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功率电台，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终于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1930年之前，虽然党的无线电台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但在李强和张沈川的组织下，无线电报务员的秘密培训已经在上海全面铺开，接受培训的人员分散居住，由张沈川上门施教，这样做的好处是，安全性更高，不容易被国民党特务识破。第一批学员包括黄尚英、喻杰生、王子纲、王有才等十多人。
　　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方廷祯、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毛齐华6位党员正在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而涂作潮等4人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如何架设电台。很快，这批学员即将学成归来，与上海的地下党员一起组成中国红色通信的第一批中坚力量。
“起死回生”
　　1929～1930年间，张沈川白天走街串巷培训电报人员，深夜则要从事收发报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的劳累，让张沈川患上了伤寒病，长时间高烧不退。
　　为了替张沈川看病，李强花大价钱请来名医周君常，可是张沈川的病情十分顽固，周君常纳闷，“又打针又吃药，同样的病，别人都好了，这个人怎么就不见效呢？”
　　其实，张沈川的病情之所以不见好转，是因为由于报务人员紧缺，即便重病之下，深夜时分，他被其他人扶着，承担繁重的收发报工作，自然休息不好。但张沈川什么都不能和医生说。
　　这一病就是40多天，眼瞅着人一天天瘦下去，咳嗽不断，后脊柱一节一节的皮都磨破了，甚至医生都已通知李强准备后事。
　　党中央十分重视张沈川的病情，并没有放弃，周恩来托聂荣臻、陈赓等前去看望，最终在周君常医生和中央特科的精心救治和调养下，张沈川终于逃过一劫。
　　1930年的上海，与“起死回生”的张沈川一样幸运，党的红色通信事业在这里蓬勃发展，中共中央不断物色和寻觅政治可靠、学历较高、有专业基础的青年党团员来到上海，秘密接受无线电培训，伍云甫、曾三等我国无线通信早期重要人物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无线电的。
　　与此同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沈侃夫、程祖怡、毛齐华等也回到上海，一时间，上海的红色通信“人丁兴旺”，我党的第一批无线电报人才在这段时间迅速成长起来。
“福利电器公司”事件
　　正当上海集聚了一批电报人才，并打算为瑞金、武汉、天津以及全国各地输出更多无线电人才的时候，一场灾难悄然逼近，党的无线通信人才几乎半壁江山被捕，刚刚有所起色的红色通信事业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1930年10月，急功近利的顾顺章拍胸脯保证自己在巡捕房有人，可以保证无线电培训班采用集中方式授课。该模式改变了李强和张沈川一直坚持的分散授课形式，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危险也悄然而至。
　　中央特科的无线电训练班地址选在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一座三层石库门里，大门口悬挂着掩人耳目的“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牌子，二楼、三楼是教室和寝室。李强、张沈川为教员，学员共16人，都是来自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委委派的优秀青年。
　　虽然招牌上写着“工厂”，但进进出出的教员和学员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工人装，还有的穿学生装，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又没有明显的业务和产品，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有一天，4个流氓模样的人闯进门来，东张西望，满口上海帮话：“老板，你们在这里办厂，特来贺喜，请给点酒钱。”李强懂得上海帮会和地痞之间的“行话”，一边打招呼，一边拿出4个银圆打发了他们。这个意外事件，本是出事的预兆，但大家却仅仅当成通常的流氓敲竹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30年12月7日，法租界的中外侦探突击搜查“福利电器公司”，猝不及防的张沈川正在二楼教学员收发报，侦探们用枪顶着张沈川、方仲如、李元杰等人，将电键、电池、耳机、蜂鸣器等收缴起来作为“罪证”。
　　当天，无线电训练班共被捕20人，被迅速“引渡”到国民党监狱关押。记者在采访中独家拿到了张沈川写于1980年的一封信，该信写给1930年前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要处工作的张纪恩，信中提到，1931年党中央曾委托一位代号“妹夫”的人三次前往南京监狱看望他，党中央曾组织过多批次营救，但最终没能成功，至于这个“妹夫”究竟是谁，包括李强在内都不知晓，至今仍留下一个谜团……
　　直至1936年八九月间，经党组织不懈援救，在“福利电器公司”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包括张沈川在内的16人先后出狱，所有被捕的20人中没有一人招供，沈侃夫等4人受尽严刑拷打，在狱中被敌人活活折磨死。
　　张沈川出狱后，因病回到湖南慈利老家休养，并在湘西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湖南省慈利县县委党校专家朱立池和慈利县阳和乡杨家坪村老支书张宏兵是张沈川的老家人，朱立池告诉记者，张沈川回到湖南后，在其渔浦书院同学、时任国民党198师师长王育瑛的保护之下，从未遭受迫害，国民党湖南省委主席薛岳计划暗杀张沈川时，又是王育瑛及时将张沈川遣送至重庆，到周恩来身边担任秘书。
　　张宏兵告诉记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家坪村是张家界地区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直至今天，张沈川的许多亲戚家人仍生活在村里，张沈川的女儿张僧宝也曾多次回来探望。
为上海留下最后2部电台
　　“福利电器公司”事件发生后，祸事接二连三，1931年间，顾顺章叛变、时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杀等事件，严重挫伤了党的红色通信事业在上海的发展。
　　张沈川被捕，李强到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十多位上海培养的红色通信人才不断输出至江西苏区和全国各地，支援红军无线通信建设……在最艰难的时刻，上海的地下电台如何坚守呢？这时候，毛齐华站了出来，他是从苏联第一批回国的电报人才，又是上海嘉定人，曾拥有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的经验，再加上他技术全面、机智敏慧，自己还会组装收发报机，无疑是保障上海无线通信的最佳人选。
　　从第一座秘密电台诞生到1931年，党中央在上海最多时有4部地下电台，但由于敌人破坏等各种原因，电台数量一直很不稳定。雪上加霜的是，1932年1月28日，淞沪会战打响，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部分电台必须从战区撤出。对上海大大小小的马路都十分熟悉的毛齐华，多次转移地下电台，保证地下通信畅通。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所有地下无线电台全部遭到破坏。那段时间，国民党特务利用顾顺章叛变提供的方法，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上海特务盯梢的党员等进步人士多达2000多人，可见毛齐华面对的形势有多严峻。
　　不过毛齐华没有一丝灰心，他向党组织保证：“让敌人高兴去吧！请放心，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保证无线电波不会从此消失，无非是增加了我们一些困难而已！”
　　1935年，毛齐华在一个木器铺子再次架起地下电台。虽然，此后党的地下电台不断受到威胁，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凭借机敏的嗅觉、全面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掩护手段，毛齐华和程祖怡等虽然带着电台四处东躲西藏，但却始终坚守着上海夜空的那一缕红色电波。
　　1935年中秋节那天，毛齐华得到通知，党组织决定让他撤走，走时他为上海留下了2部电台。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红色通信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暂时过去，随着红军长征、全面抗日、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全国抗战和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重新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党的红色通信事业也即将迎来新的高潮，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将被新的通信英雄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