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红色遗旧址，采访革命先辈后人，本报历时四月完成红色通信寻访之旅
　　上海石库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也见证了中国红色通信事业的起步、发展直至迎来最终胜利。
　　1921年，在兴业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13位代表齐聚一间小会议室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由此开启。
　　8年之后的1929年，在延安西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建立，红色电波由此横空出世。此后，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部密码等相继在上海诞生。
　　上海犹如摇篮，培育红色通信事业从蹒跚起步到发展壮大。
　　作为一份与新中国同龄的报纸，《IT时报》同样源起上海，是上海甫一解放，电信、邮政员工以迎接新时代的激情创办的自己的报纸，从1949年的《快报》《新电信》，历经几度更名，直至从《上海邮电报》更名为《IT时报》。我们的血液里，同样流淌着红色通信的基因。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生日时，回溯中国红色通信的起源，是《IT时报》的使命。
　　2021年3月，本报启动了上海红色通信的寻访之旅，并连续10周刊登“石库门里的红色通信”系列报道。通过寻找那些当年红色通信战士曾战斗过的遗旧址，翻阅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赴湖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采访革命战士的后人，厘清红色通信发展脉络，展现李强、张沈川、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隐蔽战线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段寻访，是对隐蔽战线峥嵘岁月的致敬，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是为了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从大西路的福康里（今延安西路）、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和采寿里，再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武康大楼、亚细亚里（今黄渡路107弄）……通过此次寻访，《IT时报》梳理出一条不为人知的上海红色通信追溯路线。
　　“我希望，市民和游客走访这些旧址或遗址后，可以将国家记忆、社会记忆转换为个人感受，这是对上海城市精神和人文底蕴最有价值的传播。”《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的主编、知名学者苏智良表示。
　　本期《IT时报》七一特刊，我们为读者画出了这条路线，在每一处红色通信地，我们打卡留念，记录心中澎湃之情，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IT时报记者钱立富郝俊慧
起步！红色电波刺破黑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红色通信的起源地。”苏智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将地图进一步放大，更确切说，党的无线电红色通信起源于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里）9号。1929年秋，中央特科在这里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设立秘密电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此诞生，红色电波横空出世，刺破夜空。
　　李强和张沈川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座无线电台过程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之后，两人还承担着为党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任务，在巨鹿路391弄12号（原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开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集中训练班，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做掩护，担任教学工作的还有涂作潮、方仲如等人。
　　记者驱车百余公里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脚下，这里是李强故乡。在当地党史专家的介绍下，结合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李强的人物形象在记者的心中立体起来。
　　为了更多了解张沈川，《IT时报》记者多方打探，不仅走访了四成里，还找到了他的家乡湖南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杨家坪村老支书。老支书说，直至今天，张沈川的许多亲戚仍生活在村里，其女儿张僧宝曾多次回乡探望，他当年读书的渔浦书院旧址也保存完好。
坚守！在刀锋上跳舞
　　1931年，先后发生了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事件，党中央相关负责人开始撤离上海，我党以上海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开始陆续转移到以中央苏区为中心，重新进行架构。不过隐蔽战线战士仍顽强坚持在上海从事秘密无线电工作，红色电波继续飘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这段时间，“红色谍王”理查德·佐尔格活跃在上海，由德、美、日、苏、中等多国人士在这里组成“拉姆扎小组”，对当时的中共革命给予巨大支撑。短短两年间，数百封急电直接通报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后期，经过严格培训的中共地下党，分批进入上海，在孤岛时期向外界发送红色电波，如刘鹤孔、涂作潮、李白、秦鸿钧等等。为了躲避追捕，刘鹤孔秘密电台在上海一共迁徙了六次。“拉姆扎电波”从何而出？刘鹤孔六次搬家分别住在哪里？武康路、淮海中路、山阴路、乌鲁木齐南路、巨鹿路、南京西路……都留下了记者寻访的足迹。
　　涂作潮是并不太为人知的隐蔽战线斗士，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代无线电通信技师。为了寻找涂作潮，记者从上海市威海路（“福声无线电公司”所在地）来到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寻访位于这里的涂作潮陈列室。馆长是涂作潮的小儿子涂胜华，他用20余年为父亲建造了纪念馆，收集了很多资料，记录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同样是在1937年，李白和秦鸿钧先后来到上海，但两人之间没有交集。1942年，李白被捕，尽管遭受酷刑，但李白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后经营救出狱。李白能够顺利出狱，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所使用的电台。涂作潮之子涂胜华和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都向记者证实，这部电台是在涂作潮帮助下组装而成，拆掉上面的两个小线圈就是普通的收音机，因此敌人尽管找来技术专家鉴定，但也没有找到李白是谍报人员的证据。
　　在李白发送红色电波的同时，秦鸿钧也在做同样的事。1937年底至1939年春，秦鸿钧生活和战斗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148号，用电波将“孤岛”的消息传递给世界。
胜利！在牺牲和斗争中迎来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为了配合前线部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情报人员更加忙碌，将敌军部署、江防计划等一份份有价值的情报发送至后方。在他们看来，这些加快推进全国解放步伐的情报甚至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其中就包括“电台三烈士”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
　　黄渡路107弄（原亚细亚里）15号是李白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正在发送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时，国民党士兵包围了这里，李白第三次被捕。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采访了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和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吴德胜。李立立提及爷爷和奶奶见最后一面时的场景：“爷爷对奶奶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我能回来是最好的，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一定会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李白被捕后，原来承担与华东局电台通报和为上海市委发送电报任务的秦鸿钧电台，又担负起与中央台通报的任务。因为每天通报次数多、通报时间长，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也被捕了。两天之后，领导秦鸿钧秘密电台的张困斋前往秦家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70多年前，乍浦路123号开设了“联合西服号”，这是张困斋负责的秘密联络点。我们采访了张困斋烈士侄子张亚林，他向我们提供了丰富资料，讲述了张困斋和哥哥张承宗之间的兄弟情义，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上海电信系统的地下党员和进步职工将“保护局台，迎接解放”作为中心任务。
　　四川北路1761号（原横浜桥电信总局）是护局斗争地之一。我们采访了《上海电信系统职工运动史料》一书的编撰者之一、地下党员刘长前等经历了护局斗争的老人，他们中有人是护局安全组组长，有人监听敌人消息并汇报给地下党，有人深夜张贴解放军布告。
　　护台斗争中，党员和进步职工将刘行电台中数十吨重的设备转移至市区安全地带，躲过了敌人密集炮击，还阻止国民党残兵败将打算用汽油烧毁真如电台的企图。《IT时报》记者多次来到两处电台的旧址处，与两座碉堡相遇，它们过去是战争的产物，如今“变身”红色通信的传承载体，静静讲述70多年前发生在它身边的故事。“上海解放了！”1949年5月27日，回到人民手中的真如国际电台将上海解放的消息传递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