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色通信起源之地。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经过四个月的策划、筹备，《IT时报》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石库门里的红色通信》系列，记者们穿梭于镌刻着岁月痕迹的石库门中，行走于被枪林弹雨洗礼过的碉堡前，寻找那些湮灭在城市生长进程中的“红色烙印”。在对这些红色通信印记的史学探寻之旅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主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智良的那句话：“对城市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需要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探究上海为何是红色起源地，就必须研究建筑物在实践中的空间感。”这种对时空的寻觅，有一种令人着迷的吸引力。在这场红色电波的寻访之旅中，记者们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你越了解它，便越懂得，为何这座城市会成为新中国的“初心之城”，会在今日以“上海的速度”“卓越的身姿”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带着读懂历史的使命，岁末年初我们再次重走这条“红色通信之旅”。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源起石库门，第一道红色电波从这里发出
红色纪念地：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红色人物：李强导游：钱立富
　　延安西路420弄门口，这块纪念碑仍静静地伫立着，面前是高架桥和地面上的车辆风驰电掣，大都市的澎湃活力扑面而来。
　　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半年多前。这一次再来，我欣喜看到这块纪念碑不再“孤单”，它的身后，典型石库门风格的照墙已经修建好，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楣上部有拱形的雕花装饰。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纪念碑，上面刻着一行字：“1929年底，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
　　石库门风格的墙壁上，简短文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信”的背景，还有无线电台创始人李强和张沈川的照片。
　　原来的建筑因城市建设被拆除，这块纪念碑一直在无声地告诉经过的人们：这里是第一道红色电波发出的地方，上海是红色通信起源之地。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了解近百年前在惊心动魄、刀光剑影中诞生的第一道红色电波，我们从这里向西出发，驱车百余公里，来到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者、第一部无线电台创始人之一李强的故乡，寻找第一部电台诞生的幕后故事。
　　李强的故乡位于江苏常熟古城，古城的“母亲河”琴川河就从中共常熟党史馆暨李强革命历程展示馆门前流淌而过，河两旁是白
　　墙黑瓦，散发出江南水乡的魅力。
　　展示馆内，图片、实物、视频以及雕塑等表现方式，展现了李强革命的一生。听工作人员讲解完之后，我和同事深深为之折服，李强堪称是奇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是中央特科主要成员，上海滩街头曾留下他和陈赓等人锄奸的身影；他是中共军工第一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就自研了炸药和手榴弹；他是中共无线电第一人，自研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创建了首部电台；他是无线电领域顶级专家，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之一；他是新中国广播电讯事业和外经贸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革命展示馆内，有一处雕塑，再现了李强研制炸药和手榴弹的场景。作为理工科高才生，尽管他此前并没有接触过炸药，但是凭借自身强大的学习和动手能力，他不负众望研制成功。所以当党决定要研制无线电台、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根据地之间通信联络的时候，周恩来想到的不二人选，就是李强。
　　在展示馆内，我们看到李强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着清晰记载，“周恩来同志亲自布置了要我自学、自装无线电台的任务”。于是，李强通过阅读无线电方面的英文杂志和书籍，快速积累理论知识，并且不断动手研制。上海市延安中路369号，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一栋三层楼建筑，李强加工电台零件的车间就隐藏其中。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研制成功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展示馆内挂着一幅泛黄的老地图，上面标记着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的诞生地，位于当时上海英租界的大西路福康里。1929年秋冬之际，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康里9号，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张沈川操作着李强研制的收发报机，开始了我党无线通信的传奇里程。1930年1月初，沪、港两地成功通报，这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在石库门研制出我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的20年后，李强来到天安门。在那个让全国人民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日子里，他站在城楼上，负责现场扩音及实况转播任务，将伟人庄严的宣告声传遍全世界。
　　从石库门里发出的第一道红色电波，见证了中国革命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响彻寰宇。
　　从南京西路(静安寺路)向南过延安路高架，一路进入茂名南路（迈尔西爱路），右拐便是巨鹿路（巨籁达路）；从巨鹿路向南约百米左拐入长乐路（蒲石路），直行不到一公里，是重庆中路（白尔培路）；从重庆中路向南到建国西路（福履理路），一路向西三公里，是襄阳南路（拉都路）；掉头回到建国西路，一路向东，到黄陂南路（贝勒路）左转，继续向北，再到复兴中路（辣斐德路）向右，东行不到一公里，便是东台路（安纳金路）……这是一条“秘密电台的迁徙之路”，在《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中，它占了四个词条，“1939年8月到1944年2月，刘鹤孔秘密电台曾六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