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纪念地：巨鹿路391弄12号红色人物：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批无线电培训班学员导游：王昕“阿婆、阿婆……”无论我怎样扯起嗓门，她总是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直到我手舞足蹈地和她打了照面，阿婆才凑近身子，并指指自己的耳朵。邻居告诉我，阿婆的耳朵不好使，必须凑着耳朵与她说话，毕竟阿婆已经91岁高龄了。在岁月痕迹的洗刷之下，这个巨鹿路普通弄堂里曾经发生过的激情澎湃的故事已经渐渐远去，弄堂里最年长的阿婆也已忆不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听说阿婆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我一算，阿婆没准跟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同岁”。1930年10月，当党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这里开办时，阿婆的家人不知是否和那批朝气蓬勃的红色通信人有过一面之缘。
　　巨鹿路391弄12号，正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的所在地。
　　“地下无线电培训班”对党的无线通信事业发展意味着什么？由李强、张沈川以及从苏联归来的无线电技术专业人才在这里授课传道，将红色通信的火种播下，并为瑞金、武汉、天津以及全国各地培养输出党的第一批无线电人才。
　　当年，巨鹿路叫作“巨籁达路”，修建于1907年，1966年才改为巨鹿路。中央特科“地下无线电培训班”的地址被选在巨籁达路四成里的这座三层石库门里，大门口悬挂着掩人耳目的“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牌子，二楼、三楼是教室和寝室。
　　阿婆如今住在12号的1楼，也就是“地下无线电培训班”的门堂间，据说二楼和三楼如今都有人住。我试图上楼看看培训班教室和寝室今天的样子，可惜无论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邻居说，楼上住的是上班族，平时很难遇上。
　　近100年来，这里的样貌并没有太大改变，交错纵横的弄堂连接起一大群石库门建筑，天生就是秘密电台的最佳庇佑。尽管如此，由于叛徒出卖，“地下无线电学校”被租界的侦探突击搜查，并猝不及防地逮捕了20人，这几乎是当时党的无线通信人才中的半壁江山，刚刚有所起色的红色通信事业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从1930年10月到12月，巨鹿路和四成里被抹上一层红色，这里的红色记忆因此将永不消退。就在四成里，党有了第一位报务员、第一批报务员、第一批电教员，红色电波的星星之火开始在神州大地散播，而且永远无法被扑灭。
　　从当年的老照片里不难发现，1912年前后建成的四成里跟今天人们看到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弄堂门口的几株梧桐树已经从当年的树苗，变成了今天的林荫大树。而梧桐加上两旁的海派建筑也成了巨鹿路吸引人们的魅力所在。
　　当年，中央特科用“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来隐蔽培训班。颇有缘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仪电厂也被建在了离四成里不远的巨鹿路758号。不过，几番兴衰，上海仪电厂的所在地早已打造成了新兴的时尚地标。许多小众美食和潮流首店“悄悄”齐聚于此，成为巨鹿路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与上海其他所有网红地不太一样的是，无论白天、黑夜，工作日还是假期，巨鹿路总能保持自己的幽静。道路两旁的建筑里，藏着不少建筑大师的杰作，遮天蔽日的梧桐把街道两旁的小楼衬托得愈加静谧。
　　一个发现让我越发喜欢上这条路。不知是否为了保护难得的幽静，巨鹿路上连公交车都很少见到，这让生活和艺术得以在这里更纯粹地结合。买手店、咖啡服装概念店、甜品店，西班牙菜、意大利菜、日料、中餐都很容易在路边找到。
　　巨鹿路的从容淡定，适合一个人慢慢品味，如果你来到这里，别忘了来四成里串个门，遥望一眼12号的三楼天台，那是90多年前，红色电波的方向。
技术决定胜利，隐蔽战线中的无名英雄
红色纪念地：威海路380号上海素凯泰酒店、常德路、新闸路红色人物：涂作潮导游：潘少颖
　　沿着威海路一路向东，法国梧桐掩映下的老建筑、摩登时尚的地标性建筑、游人如织的购物中心……交织出现在眼前。走到威海路靠近青海路时，我停下了脚步。这里是上海的“宇宙中心”级地段，兴业太古汇、南京西路、上海电视台等围绕在其附近，一家素凯泰酒店门口，迎宾小哥指挥着过往的宾客。
　　霓虹闪烁中，仿佛回到82年前。威海路380号变成威海卫路338号，素凯泰酒店变成一幢三层小楼房，酒店招牌则改成了“福声无线电公司”。
　　这家无线电公司的真正职责是制作、维修、隐蔽中共在上海的多处秘密电台，老板的名字并不为大家所熟知，老板的徒弟则大名鼎鼎，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的原型李白。虽然老板“隐姓埋名”，却是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中央特科通讯科第一代技师。1924年，21岁的涂作潮从长沙“流浪”到上海，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身处隐蔽战线的他有着诸多不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故事。
　　素凯泰酒店所在的原址是当年涂作潮把李白培训成全能无线电人员的福声无线电公司。《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李白的工作间，李白机智地将两根线圈拔掉并随手一扔，收报机就成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一特殊的设计，便出自涂作潮，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级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一旦取走线圈，收报机便和收音机无异。
　　涂作潮的小儿子、年过七旬的涂胜华告诉我，无形收报机是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事，也是他研究秘密电台最重要的成果，一共才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领域打败了对手。
　　1942年9月，日寇锁定李白电台的位置，逮捕了李白。经过8个月的鉴定，结果是：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无法形成现行电台的证据，于是李白被释放。
　　涂作潮的好手艺是1925年去莫斯科学来的，学成归国后，1930年，他成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老师。
　　无线电训练班的地址在如今的巨鹿路四成里，距离素凯泰酒店约一公里左右。有一次，准备去上课的涂作潮在这里遭遇了外国巡捕，机智的他将计就计，假装是来要工钱的工人，和外国巡捕“纠缠不清”，终于找到了脱身机会。那一次，我党的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被破坏了。
　　素凯泰并不是涂作潮在上海留下的唯一“印记”，福声无线电公司也不是涂作潮在上海开的唯一一家公司。如今的新闸路常德路附近，也留下过涂作潮的身影。
　　无线电训练班被破坏后，涂作潮离开了上海，西安事变期间，他专门为此制作了三部电台。1937年，涂作潮回到上海，一边进行地下工作，一边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的赫德路（今常德路）572号，不过遗憾的是，具体是今天的哪栋建筑已经找不着了。
　　后来，为了培训李白，涂作潮关闭了恒利，开了福声。不过，由于福声的另一位学徒逃跑，给涂作潮、李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两人“分家”了。李白把福声迁到建国西路，涂作潮开了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家无线电公司——闻远无线电公司，当时的地址是新闸路1720号，但这个地址也已不复存在。就是在闻远，涂作潮得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白天蹲在店里，晚上居无定所，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露宿在常德路上的某个花园里。不久之后，涂作潮就奉命紧急转移，到新四军中去。
　　恒利和闻远的地址虽然现在都难觅踪迹，但离得并不远，大致就是现在的常德路新闸路附近。新闸路和常德路如今中西合璧，既有典雅幽静的居民小区，也有海派弄堂、顶级洋房，融合了海派特色。
　　如今，威海路、常德路、新闸路这些隐匿于市中心的马路见证了当年地下党员的隐秘而伟大。每次当我走过常德路新闸路，经过素凯泰酒店时，思绪总会穿越时空，感悟历史留下的纪念。
　　隐蔽战线是“高风险”工作，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地下党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却有着奋不顾身的家国情怀。
　　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六次迁徙，穿梭于旧上海的十里洋场
红色纪念地：南京西路南汇路、巨鹿路383号采寿里1号、襄阳南路……红色人物：刘鹤孔导游：郝俊慧
　　上海的地名变迁，是个有趣的话题。
　　翻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1000个革命纪念地中，不少原路名是一长串不知所以的文字，拗口难读，一旦看到这样的路名出现，你便明白，这里是当年被列强抢占的租界，路名大多是外文名的直译。
　　自1929年末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建立，党的秘密电台大多在这片区域活动。
　　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无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后来的“孤岛上海”，都是隐蔽战线最活跃的地方。
　　1939年5月，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刘鹤孔，经乌鲁木齐（迪化）、兰州、重庆、昆明、香港，几经辗转，来到上海。根据组织要求，他要在这里建一座秘密电台。
　　彼时的租界，电台林立，既有公开的商用电台，也有美、日、英等各国情报人员设置的秘密电台，加上军用电台，林林总总，便于党的秘密电台在其中“隐蔽身形”。
　　第一部电台在刘鹤孔于白尔培路（今重庆中路）开的万兴五金店里组装而成，后又转移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的大成商场(今南京西路南汇路一带）里。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上海“孤岛”沦陷，刘鹤孔和同伴范纪曼一起从位于台拉斯脱路（太原路）的范家，转移至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安乐村22号。
　　如今这些建筑大多已不可寻，安乐村的旧址是一片新建小区，属于刘鹤孔电台的痕迹，逐渐消失在城市变迁的长河中，仍存的一处秘密电台旧址，大约只剩位于巨鹿路383弄的采寿里1号。
　　冬至日后的一天，我第三次来到采寿里。夏日正在装修的一楼似乎已基本完工，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从弄堂出来，正是下午四点，对面的幼儿园放学了，焦急等待的家长一把抱起朝自己飞奔而来的孩子。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个一岁孩子，懵懂时便和她的父亲刘鹤孔、母亲齐克君一起，为了创造历史而斗争。和世间万千父母一样，他们也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却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坚持发报，哪怕被捕只是时间问题。
　　1944年3月15日深夜，剧烈的撞门声将刘鹤孔一家惊醒，敌人终于找到了他的电台。
　　被捕后，刘鹤孔被审讯了20多次，每次都是老虎凳、辣椒水、夹竹板抽打等极其残酷的刑罚，他的右耳甚至被殴打至失聪。齐克君也在狱中遭遇了严酷的刑罚，身体遭受巨大摧残，她肺病发作，奄奄一息，敌人不得不将她和襁褓中的女儿释放。
　　释放前，敌人安排刘鹤孔和妻子见了一面，这时，他已不能行走，被两个日本人架到齐克君面前。妻子问他：“你会不会被枪毙？”刘鹤孔说，随他们去，你好好带孩子回家去。“回家”，就是找党组织，此时的刘鹤孔，已经抱着必死之心，“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
　　所幸，刘鹤孔在狱中坚持了下来，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与妻女团聚。
　　我相信，是信仰的力量让他成为一名“幸存者”，正如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所说：“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