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斐
　　本周，又看到了一个让人难过的消息。一位在读女大学生因为持续被网暴，最终选择了轻生。而她被网暴的起因在于她在保研成功后，高兴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去与病床上的爷爷合影，视频和照片放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中。因为头发染成了粉色，结果视频和照片被人恶意裁剪造谣成了“老少恋”，其后引发大规模的网暴，“作风不正”“一看就不正经”之类。
　　在被网暴后，这名女生也反击过，在自己的账号中发声明，与人说理，但成效不大。她也请了律师对部分造谣、网暴者提出诉讼，并且已经被受理。不过最终还是因为患上了抑郁症，没有等到网暴者付出代价的那一天。
　　此类的案例近年来已经非常多，2022年《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也是如此，同样也是因为被大规模网暴，而患上心理疾病，无法工作，辞职回家时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更早之前自杀的德阳女医生也是因为不堪网暴。
　　在此类事件中，造谣者、网暴者固然可恶，应该受到惩罚，但社交平台、网站的放纵、不作为也应该被追责。
　　社交平台是“恰”流量的饭，造谣者、网暴者的群聚给平台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平台带来了大量的流量。尤其是某些网暴者获得信息的源头，是网站的大V、红人、KOL，他们是网站达成流量KPI指标的重要推手。两害相权取其轻，平台就会缺乏动力，去积极解决此类问题。现有各项规章、法律对平台在此类问题上的责任规定也难以敲山震虎。
　　某家社交网站的CEO曾经解释过，当网站接到被网暴者追究造谣者、网暴者的律师函后，只要告知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后即可。
　　从此回答中可以看出，在告知之后，即使要继续从法律角度追究平台的责任，平台也会以已经承担了监管、删除的义务，从整件事情中撇清自己的责任。而就个人乃至法律人士而言，很难有扎实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网站的不作为。
　　在民法、刑法层面，法律都在规制着侮辱、诽谤等行为。对于个体而言，法律救济是最后的底线，但也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用法律救济自己。当接到成千上万条恶意的消息，法律最多也只能用去惩罚源头或者其中持续发送消息的人，而对其他参与者，无法一一追究。只有平台有能力降低、减少此类网暴行为的发生，对参与网暴者进行惩罚，乃至防范在网暴行为发生之前。
　　实事求是地讲，在网暴问题的处理上，社交平台都已经有相应的处理办法，但绝大多数平台的治理做得远远不够。如果平台拿出治理敏感信息的能力，应对主管部门检查时的“干劲”，网络暴力能够大幅减少。
　　提升平台对此类事件重视程度的方法，莫过于在现有规定、法规中，增加或者加大社交平台在此类事情中的责任，从而传导下去，让其花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哪些途径是社交平台可以做的？比如在已有的审核流程中，引入AI技术和更严格的规则，提升机器审核效率，加大人工审核投入，在源头降低网暴语言出现在网站上的频度。对于网暴受害者，及时进行账号保护，避免网暴语言短期内的急剧泛滥。对大V、红人、KOL在网暴事件中的不良作用，有更严格的惩罚措施等等。对于网暴事件的参与者，举报、监管和惩罚机制更加高效。这些建议，应该不仅仅适用达到一定用户规模的社交平台，甚至可以扩充到视频网站、网游、手游等有社交属性的领域中去。
　　这些建议，确实会加大社交平台的运营成本，也可能会让平台失去一部分流量，失去一部分的用户。但从长远看，在清理网暴行为之后，平台的单个用户黏度也许会增加。
　　某位大V近期也提出针对网暴事件，提出构建“互联网社交媒体公开内容分级管理”制度的建议，大部分建议内容我并不认可，但针对个人的煽动、攻击性内容采取“有限范围传播或者完全禁止传播”我非常赞同，也希望在相关社交网站能够尽快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