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5日《IT时报》

1989年2月，北京东路上的老公话亭

1989年1月老式插卡公话亭

　　

“百年老友”电话亭
　　和它的“72变”
IT时报记者孙妍孙永会
　　“今天正好是我守电话亭满31年。”2024年5月8日，82岁的沈玉琇像平日一样坐在家门口的电话亭内，透过两扇窗户，看着早晨人流稀少的福州路，思绪被拉回到1993年的5月8日，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会守着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
　　“303室刘阿姨，你女儿长途电话来了，快点！快点！”“502室王家爷叔，你亲戚来电话了，喊你去吃喜酒。”20世纪90年代，上海里弄里经常穿梭着几位阿姨叔叔，手拿扩音喇叭，或回来上下楼敲门，奔走通报来电信息，他们是“公用电话传呼员”。
　　30年间，“最后的传呼员”沈玉琇见证了公话亭最繁忙的“网红时代”，一个月五部电话营业额竟高达5000多元，手拿拷机在公话亭前大排长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潮流。
　　20年间，《IT时报》1000期报纸中，公话亭一直是那个承载着通信发展与人间故事的存在。虽然有人值守的传呼电话亭只剩下最后一座，但上海街头依旧随处可见无人值守的公话亭，从1G到5G时代，它们的外观和功能一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不仅承担了应急通信的功能，还能打车、充电，甚至变身为5G微基站，成为全球争相效仿的城市基础设施焕新案例。
2019年，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的传呼电话亭关闭，值守人吕树生以为，自己送走了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慨叹不已。
　　没想到的是，一年后，他竟然在福州路上偶遇了一家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亭，这位最后的传呼员便是沈玉琇。
　　上海最后一座有人值守的传呼电话亭，位于福州路614弄。
八旬老人坚守31年沈玉琇：会一直守下去
　　5月8日早晨9:00，《IT时报》记者来到位于福州路614弄这最后一座有人值守传呼电话亭，不见值守人，只见到三部公用电话机被一块毛巾整洁地盖着，有两部电话机已经故障，但仍被擦得干干净净。“智能电话站”的“智”字已经脱落，与小区保安亭共用，保安说：“老太太叮嘱过，千万不能让人碰她的‘宝贝’，只要有翻动的痕迹，她都能看出来。”
　　本以为沈玉琇出门旅游了，没想到9: 00刚过，一位打扮清爽的老太太向电话亭方向走来，头发梳理得相当精致，颇有上海“上只角”的范儿。“这就是沈奶奶。”保安提醒道。
　　“我记得牢牢的，我是1993年5月8日到电话亭的，正好31年。”见到记者，沈玉琇兴奋地回忆起这段“电话亭情缘”，故事的指针调回至20世纪90年代。
　　1993年，曾在童装厂做过会计工作的沈玉琇被居委会派来电话亭，负责记账，在退休后发挥余热。早期，传呼电话亭共有5人上班。“有早班和中班两个班次，早上是上午6点到下午2点，下午是2点到晚上10点。”沈玉琇仍然记忆犹新，彼时的电话亭前有三路公交车，很多人从公交车上下来，就急匆匆地来电话亭回复“拷机”（BP机）的信息，亭外常常排起“大长龙”。
　　5部电话，一个月的营业额就多达4000~5000元，每个传呼员的月薪最低有300元。“现在的营业额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元，但现在收入‘三分钱’也没有，就是为了排遣下孤独。”沈玉琇打趣道。现在，她的“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如果没事，会从上午9点坐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三十余年来，电话亭的收费价格没怎么变过。沈玉琇的坚守，为了一个诺言，也为了一口气。“你不要把电话亭放弃了，哪怕一分钱没有也是没关系的。”她动情地回忆起了丈夫临终前对她说的话，“他是怕我会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一方小小亭子里，沈玉琇和电话亭每天“目睹”路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倾听过许多故事。
　　热心肠的她时常帮助别人。曾经，有一位女生打着电话就哭起来，沈玉琇打听下才知道，这位女生从黑龙江到上海来，跟爱人吵架负气出走，身上没多少钱，沈玉琇就决定收留她过夜。邻居提醒她：“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小心人家把你的首饰和钱都卷走。”但是，沈玉琇将这位姑娘收留了一个月，甚至还为她的工作签字当了担保人，招工单位一听是电话亭阿姨作保，当即便同意了。
　　隔壁的老半斋面馆、不远处的上海书城，福州路上，随处可见支付二维码，只有沈玉琇依旧只收现金。“昨天有人打了20多分钟电话，只给了2元，有时候人家没带现金，要手机付给我，我用不来手机支付，也就不收了。”说着说着，沈玉琇坦然地笑了。
　　时下，沈玉琇和这座电话亭的故事还没结束，“我会一直守下去，直到守不动。”最后两位值守人命运般偶遇九旬吕树生：如果可以我会守到100岁
　　记者多次拨打吕树生的手机，无人接听，后又尝试拨打他家里的座机电话，结果没响几声便接通了。听到记者询问传呼电话亭的事，吕树生沉默了半晌，只说：“手机用不习惯，还是电话机顺手。”他在家门口贴了座机电话号码，用作门铃，这也是曾经传呼电话亭值守人的执念。
　　2019年8月31日下午2点，吕树生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被水泥和砖头一点点砌起来，吕树生没有拿走那部橙色的公用电话机和那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24年的时光也随之尘封。他偶尔还会到原来的电话亭门口坐坐，跟邻居聊聊，但不愿再多提起传呼电话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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