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载打怪升级从“山寨”到“山峰”
IT时报记者王昕贾天荣图东方IC
　　从2004年到2024年，是国产手机的黄金时代。
　　20年间，中国手机从初露锋芒到笑傲江湖，从“山寨”走向“山峰”，从跟随者变身王者。
　　20年间，手机一直都是中国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数字消费品，庞大的市场、热情的消费者、独步全球的生产制造产业链、强大的通信运营商一起营造出手机产业发展的全球最佳氛围。
　　20年间，《IT时报》有幸见证了我国手机产业的风光和跌宕，现在，中国业界已经能够几乎完全独立完成一款顶级手机的设计、制造和全产业链配套供给，中国的手机品牌已经站上全球产业之巅。
　　《IT时报》写下的，是一部国产手机的打怪升级史。
草根薄发
对国产手机来说，2004年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产手机是“野蛮”的。国产手机厂商扮演着“野蛮人”的角色，站在欣欣向荣的手机市场门外觊觎着里面的商机，同时他们野蛮生长着，出货量飙升，从零起步闯入世界前列。时至今日，手机行业老兵们忆起当年，依然会感叹：那个年代虽然草根，但骁勇；虽然鱼龙混杂，但生机勃勃；虽然“山寨”横行，但百花齐放。
波导们的“刹那辉煌”
　　2004年，有着“智能手机元年”的响亮名头。这一年，诺基亚发布了7610机型，标志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而摩托罗拉的新机“刀锋战士”V3也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翻盖机型之一。
　　当年，国产手机品牌中的大厂是波导、TCL移动、联想、夏新、迪比特等，其中“新王”波导在2003年登上顶峰，在诺基亚、摩托罗拉一统江湖的时代，抢下14%的国内市场份额，一举冲入全球销量前十排行榜。
　　但也就在这个当口，国产手机势力缓缓开启第一次洗牌，波导、TCL移动等国产手机初代势力盛极而衰，迅速陨落，而中兴、金立、华为、酷派等品牌则脱颖而出。2004年，持续多年的“手机审批制”被“手机核准制”取而代之，政策的春风传递给了国产手机厂商明确的信号。
　　钱亮（化名）在手机和通信圈已经摸爬滚打了24年，在他的记忆中，早期我国手机市场几乎是国际品牌的天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等品牌占据主导，手机价格昂贵，且功能单一，主要作为通话和短信工具。
　　“那真是一个草莽时代，国产手机厂商对质量、品牌等方面的关注度仍不够高，常常靠押宝市场风向打造出一款款红得快、消亡得也快的爆品。”曲钰（化名）曾任职某国内头部手机设计公司副总裁，虽然如今自己已经不在手机行业，但对于那段日子却再熟悉不过。
　　曲钰回忆，其实第一个对欧美厂商形成较大威胁的，是来自上游的芯片厂商。2005年，手机芯片厂商联发科逐渐崛起，“当时，联发科打压了德州仪器TI、ADI、英飞凌等传统手机芯片和元器件厂商，并逐渐在后来的若干年中逐渐形成与高通争雄的格局。”上游芯片厂商的座次重排，给了手机厂商们新的机遇，虽然手机品牌的洗牌时刻还未到来，但种子已经埋下。
成败皆“山寨”
　　提起2004年的国产手机江湖，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兴通讯。资深手机研发工程师小波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中国手机研发工程师的‘黄埔军校’是中兴通讯，中兴通讯为国产手机行业开枝散叶，输出了许多人才。”
　　凭借2003年小灵通在国内的异军突起，以及对CDMA市场机遇的准确把握，2G时代的中兴手机崭露头角，无论在技术、产品和市场等方面都展现出很强的掌控力。2004年，中兴手机拿下国内CDMA终端销冠宝座。
　　尽管国产手机跃跃欲试，但以诺基亚为首的老牌手机势力依然是国内市场的绝对领导者。2008年，诺基亚继续“孤独求败”，大胆收购塞班，试图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智能手机领域的领先位置。
　　而当时的不少国产手机品牌存在重营销、轻研发，重广告、轻品控的风气，在仍未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浮躁。小波坦言，那时候国产手机往往采用快速跟随策略，市场上什么机型火，就做什么，甚至“抄”什么。
　　钱亮也表示，当时手机厂家要吸引人，只能依靠设计上的创新，比如TCL推出的镶嵌锆石的翻盖手机，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亮点。这一时期手机制造门槛较低，只需简单购买模具和外壳即可组装。到了2009年以后，山寨机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技术停滞不前加之部分手机主板设计流向市场，被用于贴牌生产，进一步促进了山寨机的泛滥。
　　钱亮说，天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清晰记得，自己经手销售的某季度1万台天语手机中竟有25%是坏的。这样的厂商缺乏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品牌维护体系，仅仅依靠低成本模式生存，对正规手机市场造成冲击。
　　缺乏创新成为当时社会舆论、媒体以及《IT时报》关注的焦点。根据《IT时报》记者的调查，当时不少国产手机厂商对于抄袭、模仿、高仿等名词并不回避，甚至只要市场热销的机型就点名“模仿”，在手机设计上的投入低到极致，一款模仿机型的设计成本甚至低至1.5万元，消费者在市场上只要花五六百元就能购进一款高仿“诺基亚”……
　　2008年6月，央视记者暗访山寨机主要渠道集散地之一的华强北市场，并做《揭秘山寨机》报道，作为国产手机最大的生产、制造和销售地之一，深圳市相关监管部门由此也展开了一轮严查行动，“山寨机”作为当时国产手机的顽疾被推至风口浪尖。
　　社会和产业舆论对于山寨机的评判也是众说纷纭。这从《IT时报》对业界权威专家们的采访中就可以窥得一斑。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认为，山寨机并不是毒瘤，反而恰恰是我国手机产业的一大创新，通过生产模式创新，大大加快新手机的供给速度，满足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提出，对于山寨机厂商最好的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是“招安”，从而提升国产手机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加速产业资源的良性整合；时任工信部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则认为，山寨机破坏了行业和消费环境，犹如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整个生态圈被破坏。
　　时至今日，回头再看，所谓山寨机时代，已经成为国产手机发展历史上一段精彩的草莽时代。不完美，但激情四射。
和苹果、三星掰一掰手腕
　　在市场搏杀中脱颖而出，站稳了脚跟后的国产手机厂商，不约而同将目标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世界第一。
　　但这是一个何其艰难的过程，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然而正是在不断地挑战和攀登过程中，蓦然回首，国产手机厂商俨然已成长为笑傲江湖的一代大侠。即便未必完全打败苹果、三星这样的“武林至尊”，但也早已凭借独门绝学，成为全球手机江湖无法忽视的头部玩家。
运营商引领市场风骚
　　在2009、2010年间，智能化、3G乃至移动互联网还在孕育，这些因素最终将决定时代的更替，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在国产手机发展进入快车道之前，中国通信产业的一次大变局，推动了国产手机品牌的洗牌和优胜劣汰。
　　2009年1月，工信部为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发布3G牌照，中国从此进入3G时代，重装上阵的三大运营商齐齐发力3G市场。为了向消费者推广最新通信技术，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合约机，用定制补贴、话费换手机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并逐渐成为手机市场呼风唤雨的新力量。
　　钱亮是在2005年正式创业进入手机零售领域的。他首先进军的是小灵通业务，传奇、英华等一些当年大火的小灵通品牌他至今仍如数家珍。2008年，中国电信收购CD⁃MA网络的契机成为他业务转型的节点，钱亮迅速将重心转向手机零售。随着业务的发展，从最初的营业厅经营到开设手机卖场，“天翼手机连锁”“CDMA大卖场”，钱亮的商业触角不断延伸至各个商圈，甚至乡镇。钱亮分到了电信运营商带来的一杯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营商的入局，误打误撞地宣告了山寨机时代的落幕。”曲钰认为，运营商通过大量补贴改变并压缩原有手机市场的模式，通过“终端引领”带动了消费者的购机热情。山寨机原来的性价比优势，在高额购机补贴之下荡然无存。曾经代表中国手机势力的“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和联想），通过与电信运营商的无间合作，逐渐崛起。
　　钱亮认为，直到vivo和OPPO等国产手机品牌崛起，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产品品质和售后服务，逐步挤压了山寨机的生存空间，市场才逐渐走向规范化。
攀上移动生态快车
　　正当中国市场在3G浪潮中奔涌向前时，2007年，初代iPhone问世；2008年，第一款Android手机出现。手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An⁃droid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塞班系统，跃居全球第一。
　　这意味着诺基亚的陨落，而国产手机攀上Android生态的快车，乘势而上，开始瓜分蚕食巨人倒下后的市场，并在政策、行业、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助推下快速发育。
　　也正是在如此欣欣向荣的土壤中，才能在2010年孕育出小米这样的公司。2011年8月16日，小米公司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小米手机1，配置顶级，但价格竟然是1999元，要知道，当时旗舰级智能手机的售价动辄四五千元。小米是一个搅局者，甚至有人说小米是一朵“奇葩”，但不得不说，只有中国的智能制造产业链、移动生态和庞大的用户群才能孕育出小米这样的花朵。
　　小米手机一路走来，奋力摆脱性价比的桎梏；与此同时，中兴、OPPO等手机厂商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劈风斩浪。2009年，OP⁃PO宣布进军泰国市场，至2012年，OPPO已经陆续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市场完成布局。而中兴通讯则是当时海外市场做得最好的中国公司之一，中兴手机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海外运营商定制机等形式已然走向全球。
人们熟悉的华为手机来了！
　　2013年，小米手机卖出1870万台，创业短短3年，公司估值超过100亿美元，小米公司身上的每个细胞似乎都散发着创新的味道，并引来许许多多的效仿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华为了，华为终端曾谦虚地提出过要“像素级”学习小米的方法论，但也正是在这个当口，命运的天平又开始飞速转动起来。
　　2014年7月，苹果公司首次承认，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一项未曾公开的技术获取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用户对此毫不知情；并且，即便知情，也无法禁用这项技术。iPhone在国内市场信任度大降。
　　2014年9月4日，华为旗舰新机Mate 7在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首发，一周以后，9月12日，Mate 7正式在国内发布。
　　作为一名上海的资深科技记者，大兴（化名）虽然参加过很多次手机发布会，但那天的情景他至今印象深刻，发布会地点是上海市虹口区的1933老场坊，听家里老人说，老建筑是由外国设计师在1933年设计建造的，那里曾是一间宰牲场。
　　大兴回忆，那次发布会的规模并不算很大，时任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的口才令他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再听到有关“大嘴”的各种评价，他反倒觉得见怪不怪。余承东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手机，从机身长度、屏占比、摄像头厚度，到上网速度、发热量、续航，Mate 7的几乎所有功能介绍都对标了iPhone 6，并展现出自身优势。
　　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很熟悉，Mate 7在国内上市后，一炮而红，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机难求。而华为手机品牌也凭借这款爆品，真正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站上了新的高度，经此一役，华为手机一飞冲天，逐渐站上第一国产手机品牌的位置。
　　钱亮表示，长期以来，国产手机品牌影响力相对较弱，直至2014年，华为Mate7的发布成为品牌力建设的转折点。华为虽起步稍晚，但凭借其品牌影响力成功开辟高端市场，紧随其后的小米和荣耀等均树立了良好形象，彰显出国产手机品牌从模仿到创新，从跟随到引领的蜕变历程，共同推进了国产手机品牌的全球化征程。
　　对于华为的成功，当年曾在华为供职的李明（化名），颇有发言权。据其回忆，最早华为内部曾对进军消费终端领域持保留态度，手机业务并未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附加值较低的补充业务。
　　说起起步阶段的华为手机业务，李明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段时间曾传言，华为手机业务可能会卖给摩托罗拉公司，李明的一位朋友原本想进摩托罗拉，但面试没有通过，他听说摩托罗拉要收购华为的手机业务，所以选择进入华为，想等着摩托罗拉把华为收购了，他也“曲线救国”进入摩托罗拉公司。
　　李明还发现，由于当时华为手机项目多来自运营商定制，订单量小、定制化程度高、生产灵活性要求大，给生产带来的挑战较大，利润空间有限，所以手机代工厂常常对此提不起积极性。
　　转折点出现在苹果iPhone手机的横空出世，其高额利润与市场影响力促使华为重新审视手机业务的价值。华为公司决定调整战略，派遣余承东从无线部门转战终端业务，自此，华为手机开启了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型之旅。
　　正如小米创始人雷军的名言，“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每一个英雄都脱不开时代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