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老百姓修电话的同时还顺带修家电、换电灯泡，王显玉的事迹曾被当时的媒体报道。

　　

电话、家电，他全一起修了
　　今年4月刚刚退休的王显玉一生几乎都在与电话打交道，打从1978年当上一名线务员开始，他一辈子都没和电话分过家。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进入电话大发展时期，也造就了他职业生涯中收获最丰硕的10年。即使50岁以后逐渐退居二线，他也依然守在从小熟悉的运营商基层，这里有他爬过的电话线杆，这里有由他装上电话的邻里亲朋。IT时报见习记者李蕴坤
80年代，维修还是门稀有活
　　1978年，20岁的王显玉从上海市电话局技校毕业。初出茅庐的他虽然只在学校的电缆班里修习了两年，但要说维修这门活计，他从十几岁起就不陌生了。打小就对拆拆装装抱有浓厚兴趣的他，早在中学时就练就了一手组装半导体、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技艺。
　　分配工作之际，王显玉被分局长“惜才”地送到维修班，自此成为上海市话局中华分局的一名线务员，正式和电话维修打起了交道。“不过那个时候维修的人少，因为装电话的人也少，我一天大概也就跑个五六家。”王显玉说，80年代，除非有一定经济条件，普通家庭根本装不起电话机。虽然设备由电话局赠送，但安装一部电话的60元初装费与每个月7块2毛的月租费对于平均月工资只有36元的普通市民来说根本无法消费得起。
　　于是，装电话成了少数高档群体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导致维修也变成了一门稀罕活。王显玉记得，自己还在技校读书的时候，上学第一天就跑到马路上去给电视台装电缆了。因为电话局派不出人，所以未出师的学生们也一同来挖路面了。
　　工作之后，整个中华分局也不过3000—4000门电话，全都由王显玉一人包揽。那时的中华分局覆盖了半个南市区，他每天骑着脚踏车出去修电话。渐渐地，王显玉感觉到没有电话，生活上确实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譬如脚踏车坏了要去补胎、人发了寒热想去医院，都要本人跑到单位请假，以免影响工作，可这明明就是一通电话就能说清楚的事。
　　因此，当1984年电话局与里革会（居委会）联营，通知居民可以免初装费装电话时，王显玉就率先报了名，“可惜刚开始装了电话并没有多大用，因为我的家人亲戚还没有电话，无法互相通话，我也只能用电话和单位里单向联系，或者听听天气预报。”
90年代，一天修50家电话
　　进入90年代后，格局就大不相同了，电话大发展的机遇逐渐凸显。改革开放浪潮下，人们开始经商做生意，没有电话，谈生意也不方便，凡事都得登门拜访。孩子们也羡慕起有电话的人家，如果自己家里也能装一台，那回家后想找同学讨论功课也容易多了。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对电话产生了憧憬。“那段时间国人的心态有点‘扎台型’，家里有一部电话就好比高贵的象征，像是后来的汽车一样。”受此影响，电话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初装费也跟着水涨船高，王显玉回忆称：“最高的时候初装费要5000元，如果想要快点装，那还得再加5000元，总共10000元。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这家人家是‘万元户’，这笔钱在当时的上海都能买好几个‘亭子间’了。”
　　一下子，王显玉所在中华分局的电话用户数量激增到几万户，王显玉单日的工作量也从初期的五六家蹿升至50家。弄堂里、马路上，处处都有穿着工装的“绿衣人”走过的足迹。“50户相当于3个人的维修量，因为我从小对电路就熟，还能把收音机调试到接收国外的电台，所以当一根电线接到用户家时，一般人可能得一段一段修，我通常看一眼就知道什么地方有毛病。”王显玉分析道。
　　精湛的业务能力，不但令自身的维修工作如鱼得水，而且还替王显玉摘得了4次劳模的荣誉。每每说及，他只是谦虚地表示，这主要还是用户的关系。修电话的时候，得知用户楼里的日光灯坏了，他就买来新的“斯达特”（启辉器）换上，将用户几年的“黑楼道”顽疾都治好了。如果碰上人家的洗衣机或电视机有故障，他也权当举手之劳帮忙修理。
　　电话大发展的十年，帮王显玉练得了一身硬本领。别人也许一天都修不好的电话总机，对他而言就是几分钟的事；过马路的电话线是个技术活，但他修理过后看起来总和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巧妙地利用电车线引渡，横穿6根车道的大马路也不成问题，还免去了电话线被“翘辫子”的电车打断的风险。
21世纪，跟着转型学推销
　　到了90年代后期，王显玉顺应公司业务转型，来到了ISDN小组。虽然仍身兼了半个线务员的工作，但他已经开始学着在维修的同时推销新业务了。
　　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也属于ISDN业务，那时非常热闹，国庆期间的投币电话收入一天就有1500元之多。“以至于公用电话遭到破坏的也不少，因为有调皮的小鬼会去偷硬币。”王显玉哭笑不得地说，所以当时抓小鬼也成了他们一项不成文的工作。
　　2008年后，王显玉开始担任上海电信中区局客保中心督导。随着原有的线务员逐渐转型成客户经理，他相信只要把过去线务员装个电话骑遍半个城区的拼劲和用心拿出来，向用户推荐最划算的套餐，给用户实惠，就不怕转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