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篇
　　如果说，前几年的春节返工，最大的痛苦是抢不到票、开车一路堵到天亮，那么今年春节返工之路则更加艰难。不是抢不到票，不是路堵，而是连村子也出不去，复工之路困难重重。
　　三位劳动者，不同领域，却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复工道路，对于他们来说，从未像这样盼望上班。口述林国保（滴滴司机）记者徐晓倩
　　我做滴滴司机已经有4年了，本来想趁着春节大干一场，以往长假期间的订单量都相当可观，电影院、KTV、餐厅附近都站满了乘客，经常需要人等车，而这一次变成了车等人。
　　抱着能赚一单是一单的想法，即使生意冷清，我还是坚持每天出门接单。1月31日，我和往常一样外出跑单，回家后却意外被拒绝在村口。原来，当天下午村里挨家挨户搞排查，我又凑巧不在家，完美错过了发放通行证的唯一时机。于是，我开启了与车子一起“流浪”的特别岁月。
　　春节的杭州格外冷清，曾经堵得不可开交的街道变得畅通无阻，“与车为伴”的我几乎可以做到随叫随到，但也只接到寥寥几笔订单。除了跑单，剩下的时间，我几乎是在吃吃睡睡中度过，经常是睡到迷迷糊糊，听到手机有声响就立马起来干活。这段时间，加油站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会在那里买上一桶泡面，潦草地解决每天的伙食。醒来的第一件事也是寻找临近的加油站，在那里洗洗脸、醒醒神。
　　按照往常的接单频率，我每个月的收入能维持在小一万元，扣掉3600元的汽车租金和600元的房租，勉强也能存上一笔钱。然而，这个月的账户流水还不够我支付一个月的租金。
　　2月中旬的一天，是我“流浪生活”的转折点。滴滴为司机们提供了另一重身份：盒马临时工。我被分配到杭州余杭区盒马分店，在那里，我最深的感受是和行驶在路上冰火两重天。货架上的食材空了一筐又一筐，配送员们接二连三地收到客户催单，一天五六十单的业绩只是平均水平。与外面冷清的世界比起来，这里是难得火热的地方。
　　一场疫情，让滴滴司机成了最难赚钱的职业之一，也将盒马配送员捧为最抢手的职业之一，整个城市的“菜篮子”都需要依靠他们。水涨船高，转岗盒马临时工的薪酬也很诱人，以往每笔订单的配送费是6元，现在涨到了每单10元。我心里想：再怎么不济，一天也能接个30单，一个月下来也能赚上一万块，正好能填补这个月捉襟见肘的开销。
　　这种特殊的复工方式，让我体验了一把久违的忙碌感。虽然我们对菜品的选择并不在行，但是每个滴滴司机都有现成的代步工具，而且也希望尽快结束“车等人”的工作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加入了配送员团队。
　　一开始，我觉得配送员这份新工作并没有难度，比如显而易见的要求是需要对配送路径有规划经验，这和我多年的滴滴司机工作经验还是吻合的，但是小区里的楼层分布是我的盲区。杭州部分小区允许配送员进去，大多数客户都指定要送货到家，遇上非电梯户小区，经常要爬六七层的楼梯，而且大家都是抱着囤货的心态去下单的，平均每个配送员都要扛着20斤左右的粮食和蔬菜。更抓狂的是，我作为新手，对周边小区并不熟悉，一边要准确地找到客户所在单元，一边还要掐着时间尽量做到不要超时。
　　本来，我觉得转型做盒马配送员应该是流浪日子里最好的自救方式。然而，只过了两天我就“投降”了。比起正式员工，我们几乎没有竞争优势，他们的双脚简直就像开了外挂。而且我不太适应盒马系统的提现方式，一般要2~3天才能到账，还要和站长事先做好沟通。更加残酷的真相是，将近20天无家可归的日子已经够苦了，每天超过两万步的工作强度更是雪上加霜。
　　2月20日，我再次做回滴滴司机，比起月初的萧条期，每天20笔的订单已经能让我暂时感到满足，但是，我现在更想回家洗个热水澡。
退改5次机票 终于回到上海口述小马哥（化名，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记者李丹琦
　　我的家在祖国西部，一个距离上海4000多公里的小县城。每年春节前夕，我都会坐飞机从上海出发，经停郑州，下飞机后再乘坐火车回家，返程亦是如此。今年，受疫情影响，我的返程之路变得异常曲折。
　　因为复工要求，我要在2月10日前回到上海。但是，我所在的城市封城了，连同全省的道路也一并封闭。航班也极其不稳定，2月1日至20日，我所购买的返程航班先后被取消了5次。伴随而来的坏消息是，因为没有直飞的航班，第一段航班取消后，我还需要自付第二段航班的退改费用。5个后续航班的退改均不在航空公司免费政策之内，额外产生了2400元的费用。
　　然而，复工的焦虑，让我重新下单，购买了2月20日的机票。这一次，我需要乘车前往60公里之外的火车站，再乘坐4小时的火车到达省会城市，住宿一晚之后次日乘飞机直达魔都，这是我连日来搜集的返沪最佳路线。
　　出发前一天，我预约了政府指定的出租车。2月19日上午，刚做好早餐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电话突然响起，我急匆匆地拿上行李冲出家门。
　　一路颠簸，我在一个半小时后到达了两个城市的交界处。拿着社区开具的出城证明、解除隔离14天证明、测量了3次体温后，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关卡。
　　坐上另一辆指定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向火车站驶去。下车后，司机没有立刻离开，目送我到检票口，这才驶离车站。继续安检、测体温，5小时后我踏上了火车，第二道关卡过关成功。
　　22：00，我到达目的地。下车之后的两小时，依旧是检查证明、测量体温，凌晨，我终于到达政府统一安排的酒店。
　　第二天，在酒店、机场航站楼前拍照，又分别测量了头部、颈部、手腕的体温后，我和其他旅客被允许进入航站楼。
　　而在机场内，依旧是严格的体温检查，候机两小时，我终于顺利地坐上了返沪的飞机。
趁着没封村 连夜赶回工厂口述方平（化名，浙江某工厂员工）记者孙鹏飞
　　才正月初二，住在亲戚家的我，就开始想念工作了。说起来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抢不到回安徽老家的火车票，我和妻子选择搭上一班顺风车，在亲戚家先小住几天，再想办法。只是，正月初二，老家封村了。看到村口围栏的照片，我知道我们与父母团聚的愿望落空了。
　　当暂住变成长住，我们难免感受到甚至看到亲戚们的神情转化。
　　我和妻子都在这家工厂工作，此前工厂通知，初十前到岗一个人可以拿800元的补贴，奔着这1600元的额外收入，我盼着尽早复工。尽管之后有通知下来，复工时间延期，但在工厂里，至少有我们的宿舍。
　　趁着亲戚家还未封村，我联系好友，约定初七晚上出发回工厂。这是一趟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深夜的高速格外安静。戴上口罩的我，觉得有点闷，当看到高速站口时，这种闷的感知愈发明显。好在，下高速很顺利，体温正常，我们很快被放行。
　　而在进入工业园区的大道上，我们再一次被拦下。除了测量体温，志愿者还要求我们联系工厂领导，填写表格。这通凌晨的电话最终还是拨通了，工厂领导承诺接下来14天会让我们在工厂宿舍进行自我隔离。
　　回厂那天，在几十间的员工宿舍里，只有我和妻子俩人。我失眠了，接下来要怎么吃饭？初八上午，工厂派人送来了2箱泡面、一些蔬菜和日用品。之后我们也收到了一些盒饭，勉强撑过了14天。
　　2月15日，宿舍门口的封条终于被撕下。按照最新通知，工厂计划3月2日复工，很快，我不会再闲得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