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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我会守这个电话亭到100岁。”吕树生一直憋着一口气，原以为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是在自己手上关掉的。
　　直到有一次，吕树生到福州路老字号老半斋吃面时，竟然意外发现了一座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亭，他激动地询问：“女同志，现在还有没有人打？打的人还多不多？”
　　这次命运般的偶遇后，吕树生和沈玉琇互留了电话，偶尔还会联系，一种使命似乎也在两人之间完成了传递，今年92岁的吕树生松了那口气。
　　2018年，浦东大道2511弄传呼电话亭关停前一年，《IT时报》第一次采访了吕树生，他跟记者详细回忆起这座传呼电话亭的老时光。
　　1995年，1张电话局颁发的公用电话承办证，4部公用电话机，3位专值传呼员，这座服务社区200多户居民的公用传呼电话亭开张了。
　　吕树生老伴是电话亭最早的管理员兼传呼员，最忙的时候，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为了让老伴能回家吃口饭，吕树生就会作为临时传呼员“替班”。
　　最高峰那几年，4部电话的总账单高达1400多元，传呼员的收入按传呼次数来算，传呼一次3毛钱，每人月收入能达到300元，相当于传呼1000次。
　　传呼电话亭未封前，墙上还悬挂着“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话费标准：市内通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电话1元/分钟。
　　一通电话费就能买一份大饼油条，电话费并不便宜。传呼员必须对200多户居民的具体位置了如指掌，到楼下拿着喇叭喊，采取“近接远拨”的方式，住在前几排的居民来电，不挂电话，等传呼员喊来接听，住在后几排的居民来电，先挂掉，等居民到了电话亭后再拨回去。
　　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吕树生便接了班，继续看护公用传呼电话亭，跟沈玉琇一样，守着的是对另一半的承诺，也守着这个小区里的“信息中心”和“感情中转站”。
　　老伴生前购置了一台冰柜和三部血压计，夏天，居民纳凉时可以随手买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盐水棒冰……生意好的时候，一年也有上万元收入。冬天，老人们会搬出椅子在电话亭外边晒太阳，边交换信息，附近的老人也常会来这儿免费量血压，人多的时候还排着队。
　　时间来到2018年，电话亭的生意已经非常冷清，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不足50元。吕树生还是一周6天、每天8个小时守在这里，来打电话的人很少，往往是老人出门忘带手机，打公用电话交代家里人关煤气、下雨收衣服、送把伞，一些来沪打工的外地青年也会偶尔来打电话回老家。
　　吕树生放不下的，是那里所有的时光。原本以为画上了句号，但是电话亭的故事却仍在继续。